城北法庭不大，就是区政府大院里头一排平房，最东头那间。

屋里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块绿绒布，绒布边都磨白了。桌子后头坐着两个人，当中那个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短头发，戴一副黑框眼镜，胸口别着一支钢笔。旁边是个年轻的书记员，面前摊着个大本子，笔已经拔开了。

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调解员，白淑琴。

长条桌前头摆着两排长凳，左边一排，右边一排，中间隔着一条过道。再往后，靠墙还有几张椅子，是给家属坐的。

郑春生让两个民警押着，坐在右边长凳上。手铐没摘，搁在膝盖上，一动就“哗啦”响一声。

马桂香、郑春旺、那个尖脸表嫂，挨着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

秀兰坐在左边长凳上。

何金枝、陆长福、秀云抱着二丫、秋妮，挤在她身后那排椅子上。秋妮从进了门就把脸埋在陆长福怀里，一眼都不敢往右边看。

进门那会儿，郑春生是从秀兰身边擦过去的。

过道窄，他手上带着铐子，走得慢，经过秀兰跟前的时候，脚底下顿了一下，脑袋往这边偏了偏。

声音压得很低，就够秀兰一个人听见。

“等老子出来，头一个收拾你。”

秀兰的身子往后一让，后背贴在了墙上。

押他的民警在后头推了一把：“走！磨蹭啥！”

郑春生咧嘴一笑，慢悠悠地往右边长凳上一坐，二郎腿都想跷，手铐一扯，没跷成。

何金枝从后头走上来，也没看郑春生，就伸手把闺女褂子后襟上蹭的一块白灰拍了拍，拍干净了，才在她身后坐下。

“墙上灰大，别蹭一身。”

秀兰回头看了她妈一眼，点了点头，把后背从墙上挪开了。

书记员先挨个儿核了一遍身份，问到秀兰的时候，让她把结婚证拿出来。

秀兰从兜里掏出来，双手递过去。

那张结婚证折得四四方方，边角都磨毛了，上头的照片是四年前照的。照片上的秀兰十八岁，扎着两条辫子，冲着镜头抿着嘴笑，脸圆圆的。

书记员看了一眼照片，又抬头看了一眼她本人，把结婚证往卷宗里一夹。

四年，一个圆脸丫头，熬成了尖下巴。

白调解员把面前的卷宗翻开，推了推眼镜，先看了郑春生一眼，又看了秀兰一眼。

“今天两件事。头一件，郑春生诉陆秀兰离婚。第二件，郑春生诉何金枝抢劫。先说头一件。”

“原告，你先说。”

郑春生清了清嗓子。

他剃了光头，脑袋青乎乎的，在看守所里关了几天，脸上瘦了一圈，可那股横劲儿一点没少。他往前一探身子，手铐“哗啦”一声。

“调解员，婚，我同意离。”

“她跑回娘家半个多月了，这日子也没法过了，离就离。”

“可有一条，大丫头秋妮，得归我。”

白调解员拿笔在本子上点了点：“理由呢？”

“理由多了去了。”

郑春生掰着指头就数。

“头一条，我是郑家洼窑厂的正式工，一个月四十二块，旱涝保收。”

“第二条，郑家有三间大瓦房，秋妮打小就住那儿，睡的是我家的炕。”

“第三条，我妈身子骨硬朗，能带孩子。秋妮打生下来，就是我妈一手带大的，不信您问问。”

他身后那个尖脸表嫂立马接上了话茬。

“是是是，调解员，我是郑家的亲戚，我能作证。秋妮这丫头，打小就是她奶奶带的。秀兰她一天到晚坐在缝纫机跟前，给东家做褂子、给西家改裤子，孩子哭了都不带抬头的。”

马桂香在后头抹了一把眼泪，还叹了口气：“我一把老骨头，一天到晚背着秋妮下地，腰都累弯了……”

秀兰坐在长凳上，两只手按着膝盖，指甲掐进了裤子里。

何金枝在后头看着闺女的后背，看见她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又稳住了。

郑春生越说越来劲。

“再看看她。”他拿下巴往左边一挑，“她有啥？工作没有，房子没有，户口还在我郑家的户口本上。现在是住在她娘家，吃她娘的，喝她娘的。”

“她娘家那个老太太，您是不知道，城东都传遍了。一把年纪了，把铁饭碗卖了，跟亲儿子翻脸，把大儿子撵出家门，二儿子送进派出所，三儿子也不让进门。一个疯老婆子，您把我闺女交给她，能养出个啥好来？”

陆长福一听这话，火“腾”地就上来了，屁股往上一抬。

何金枝一把按住了他的胳膊。

陆长福扭头看她，憋得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何金枝冲他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那口型是两个字：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