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场戏，胡波选在石家庄北郊一个废弃的货运火车站。

铁轨上停着几列报废的货车厢，车轮被卸了一半，车身歪歪斜斜地搁在枕木上，像一群被遗弃的老象。

铁锈从车厢底部蔓延到轨道缝隙里，被雪水泡过之后变成一种暗沉的红褐色，踩上去细碎的嘎吱声沿着轨道传到很远的地方。

站台上的雨棚塌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在风里轻轻晃，铁皮摩擦铁架的声音细而尖。远处的调度室玻璃碎了两块，里面堆着不知谁留下的旧报纸和空酒瓶，报纸上的日期是2008年，酒瓶上的标签已经褪得看不清字了。

胡波把最后一场戏选在这里，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这里像一个被人忘了的地方。

他说韦布走了这么远的路，最后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不是满洲里，不是动物园，是一个被人忘了的火车站。

没有人等他，没有车来接他，他只能自己停下来。

这场戏的内容很简单：韦布在站台上等天亮。

凌晨四点半，所有人就位。石家庄的凌晨冷得不像话，零下十四度，呼出的白气在嘴唇前面凝成一小团雾，然后被风撕碎。

场务把反光板架在站台东侧，灯光师在调度室里藏了一盏低色温的补光灯，模拟天光从地平线渗过来的角度。摄影机架在铁轨上，正对着站台。

顾寻坐在站台的长椅上。长椅是木条的，中间缺了一块，坐上去硌得大腿发麻。

他穿着那件从第一场戏穿到现在的深灰色连帽卫衣，袖口磨出了线头，帽子边缘沾着之前拍天台戏时蹭到的墙灰。

外面套了件黑色薄棉服，拉链只能拉到胸口——拉链头坏了一个星期了，道具组说要换，他说不用，韦布不会换。坏了就坏了，真实。

书包搁在脚边，那个帆布书包的背带断过一次，是王玉文用别针帮他别上的。

书包里装着剧本上写过但从来没拍过的东西——一本撕掉了好几页的语文课本、一个没吃完的馒头、一个银色的打火机。

打火机还是没火。

他在站台上坐了很久。不是韦布在坐，是他自己在坐。

这一个多月来他每天都是韦布，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天。他把两只手插在棉服口袋里，肩膀微微往前收着，下巴埋在领子里。

冷是真的冷，但他的身体对这种冷已经不陌生了——一个多月来每天在零下的外景地站几个小时，骨头缝里都灌满了石家庄的风。

他的睫毛上结了霜，呼出的白气越来越稀薄。他没有刻意控制呼吸，是身体自己慢下来的——人在冷到极致的时候会把所有不必要消耗能量的动作都减到最少，包括呼吸。

他微微仰起头，看着天边那条灰蓝色的线。那条线正在变亮，从灰蓝变成灰白，再变成一种很淡很淡的橘。

太阳还没出来，但太阳已经在路上了。他的表情在这一小段时间里没有明显变化，但一层一层地暗下去了。

不是脸色暗，是眼底的什么东西沉了下去。那层薄雾般的平静重新覆盖了他的瞳孔——就是最开始胡波在医院门口看到他时的那种眼神。平静，但不是空的，是满到溢不出来之后反而看起来像空的。

他在等。等天亮，等喊停，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消息。等一个多月的所有镜头都拍完，等这个叫韦布的人从他身体里离开。

然后天亮了。

不是太阳跳出来，是那条地平线上的光从一条线慢慢晕开，像有人用很淡的水彩在灰色的画纸上刷了一层橘色。

光沿着铁轨铺过来，照在站台的水泥地面上，照在报废车厢的铁锈上，照在他颧骨上那块已经淡得快看不见的淤青上。他被光照得眯了一下眼睛，但没有抬手挡。

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把手从棉服口袋里掏出来，伸到旁边空着的座位上，摊开。

不是拍灰，不是试探温度，就是把手放在那里，手指微微张开，像是在等有人握上来。那个动作剧本上没有，是他在那一刻觉得韦布会这么做。

不是等某个人握，是告诉那个跟了他一个多月的韦布：你可以走了，我把你放在这里，这里有光，不太冷。站台的长椅上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手旁边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蓝色的晨光从他指缝间漏过去。

“卡。”

胡波站起来。他没有说“过了”，也没有说“收工”。

他盯着监视器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对着坐在站台上的顾寻说：“《大象席地而坐》，韦布，杀青。?大象席地而坐》制作组，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