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文的最后一场戏是在公交车站。

就是之前拍洒水车那场戏的同一个车站。站牌上的小广告又多了一层，最新的那张是“高价收药”，打印体的黑字贴在“办证”上面，盖住了电话号码的后三位。

胡波选这个景的时候说不用改，这些层层叠叠的广告本身就是时间。

这次没有洒水车，没有雨，没有风。石家庄的冬天难得安静了一回，连远处那几根烟囱冒出来的白烟都是直的，直直地往上升，升到一半才被高空气流扯散。

王玉文坐在站台的长椅上，穿着黄玲那件白色校服外套，领口那块圆珠笔印还在。外面套了那件大两号的旧棉袄，袖子长出一截，只露半截手指。

她的头发别在耳后，用一个最普通的黑色发卡夹着。脸上没有妆，嘴唇有一点干裂，眼角能看到一点点淡粉色的痕迹——那场雨戏之后她眼睛旁边过敏了好几天，胡波说不用遮，黄玲的皮肤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她在等人。

不是等韦布——韦布已经走了，去了满洲里，或者正在去满洲里的路上。

她在等一个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许是等她妈，也许是等那个再也不会上线的QQ好友，也许只是在等天黑——天黑了就不用再假装在等人了。

她把书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在书包上面。书包的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里面塞着几本卷了边的课本和一个没吃完的面包。

她从书包侧兜里掏出手机，翻了两下，又放回去。然后抬起头，看着路尽头。

公交车来了，停在她面前，车门打开，没有人下车。

她站起来，把书包背上，走到车门前面，停了一下。

剧本上写的是：黄玲上车，车门关闭，车开走，镜头停在空荡荡的站台上。但王玉文停住的那一下，她回头看。不是看车站，不是看来路——只是看镜头一眼而已。

但对于王玉文来说，是看那个一直站在镜头后面的导演。

那一眼很短，短到周正非后来粗剪的时候差点没注意到。

那一眼里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不舍。

只有一种安静的了断，像是在说：我不等你了。

黄玲不等韦布了，王玉文也不等胡波了。

这两个人等的人不一样，但她们等的姿势一模一样。

然后她收回目光，转身上车。

公交车开走之后，站台上空荡荡的，只剩下长椅和满站牌的小广告。

摄影机没有跟车走，也没有拍王玉文坐在车里的镜头。胡波让镜头在站台上停了很久，久到所有人都觉得他在拍空镜。

最后他站起来，把手里的烟头掐灭在随身带的小铁盒里，对着安静了许久的片场说：“黄玲，杀青。”

王玉文从道具组借来的公交车后门跳下来，周正非跑过去给她递上军大衣，嘴里喊着“恭喜杀青”。

王玉文接过那杯不知道谁递来的姜茶，喝了一口，跟周正非说：“这条过了没有？”

周正非说“过了，过了，肯定过了，你没看胡波刚才那个表情——他都站起来了。”

王玉文回头看监视器，但胡波已经低头在看下一场的分镜头脚本了。

晚上，剧组给王玉文和李从喜一起办了个简单的杀青饭。

李从喜的最后一场戏是上午拍的——王金在医院的走廊里，对着电话说了一句“我不去养老院”，然后挂了电话，自己推着输液架慢慢走进病房。

那场戏拍了五条，不是因为李从喜演得不好，是因为他自己不满意。第一二条语速快了，第三条尾音抖了一下，第五条他拍完之后对着监视器看了很久，说：“这个老头儿，走了一辈子路，最后连养老院都不去，他不想让别人替他选。”这就是王金。

满洲里也好，养老院也好，都是别人替他选的地方。

他不选了。他就待在医院的走廊里，推着自己的输液架，慢慢走回病房。每一步都慢，但每一步都稳。

杀青饭还是在常去的那家苍蝇馆子里，多点了三个菜。

周正非举着一杯啤酒站起来，说不来什么煽情的话，就一句——“李老师、文文，辛苦了，杀青快乐。”

李从喜端着保温杯碰了一下他的啤酒杯，说“干了。”

王玉文喝了一口可乐，说“周哥你下次能不能换句台词，每次都这句。”

周正非说“那你来。”

王玉文站起来，拿着可乐瓶子，对着桌上所有人说：“那我就提一杯，《大象》是我拍过的最穷、最冷、最累的戏。虽然说我没有拍过多少戏，但也是我拍过最好的戏。谢谢你们。谢谢胡波。”

她最后一个词落了地，没有看胡波，而是把手里的可乐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