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崩溃得很快。他承认自己从两年前就开始倒卖患者信息，每条八十美元，每个月大概能卖出一百到两百条。“一手传媒”是他的长期客户，专门收购那些涉及个人隐私和心理数据的问卷内容，用于精准营销。他哭着说不知道自己卖出去的信息会被用来做这种事，说自己只是一个想多赚点钱的老头子，他的诊所有贷款要还，他的儿子在上大学——

卡伦没空听他的忏悔。她立刻调出了“一手传媒”公司的员工名单。这是一家做数据营销的小公司，员工不到五十人，主营业务是帮客户分析消费行为数据，然后制定精准广告投放策略。收购那些问卷信息，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目标客户的深层心理需求”。

卡伦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公司所有员工的资料和连环案件的侧写进行比对。犯罪心理学专家给出的侧写报告已经更新了好几版，但核心特征始终没有变：男性，二十五到三十五岁，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外表正常甚至讨人喜欢，在现实生活中与异性交往有障碍，对母亲有强烈的依恋或责任感，幻想通过暴力建立一种扭曲的亲密关系。

她最终锁定了七名符合基本条件的员工。然后她把八个受害者的地址输入地图，标记出七名员工的住址和工作地点，逐一分析路线和时间上的可能性。到凌晨三点，七个人里排除了六个。只剩一个。

加里·米勒。二十八岁。数据录入员。入职“一手传媒”十个月，刚好覆盖了第一起案件发生的时间。他的工作内容正是处理从各个渠道收购来的客户数据，包括那些从诊所买来的问卷信息。他的住址距离五名神学院学生的宿舍都在三公里以内，距离新受害者的住所也都在合理的作案半径内。

卡伦调出了加里的背景资料。单亲家庭，父亲在他六岁时离家出走，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甚至没有一张违章罚单。他在社区里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礼貌、乐于助人”，邻居说他总是主动帮忙搬东西、修剪草坪，孩子们也喜欢他。他养了一条金毛犬，每天傍晚准时遛狗。

一切都太正常了。正常到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但卡伦继续往下翻，看到了加里母亲的信息。玛格丽特·米勒，六十一岁，肺癌晚期，正在接受化疗。病历上写着：预计生存期三到六个月。而加里最近三个月的考勤记录显示，他请了十二天假，全部标注为“陪护病假”。

卡伦突然想起了那个电话留言里的那句话：“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加里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想要一个孩子。他想要在母亲去世之前，让母亲看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但他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太安静了，太拘谨了，太普通了。他无法用正常的方式建立一段亲密关系，所以他想到了另一种方式。

而那些渴望怀孕的单身女性——她们不想要男人，只想要孩子。这正是他眼中完美的目标。她们不会拒绝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的来历是黑暗的。她们会怀着感恩的心生下这个孩子，然后独自抚养长大。而他会消失，像一个匿名的捐赠者，永远不会被发现。

卡伦申请了逮捕令，但她决定在行动之前先做一件事。她亲自去了加里·米勒的母亲所在的医院。她想见见这个女人。

玛格丽特·米勒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张纸。她的头发因为化疗全部掉光了，但眼睛出奇地明亮。看到卡伦穿着警服走进来，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只是慢慢地说：“是加里出了什么事吗？”

卡伦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问：“你知道你的儿子想要一个孩子吗？”

老人的嘴唇颤抖了一下。然后，她闭上了眼睛。过了很久，她才开口：“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想在我不在之前，让我看看他的孩子。”她睁开眼睛，看着卡伦，“他是个好孩子。他只是太想让我开心了。”

卡伦站起身，走出病房。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拨通了行动组的电话：“可以行动了。注意，嫌疑人可能持有凶器，但根据侧写，他不会对警察使用暴力。他只会对女人使用暴力。所以——”她停顿了一下，“让女警走在前面。”

收网行动在凌晨五点进行。加里·米勒正在自己的公寓里睡觉，旁边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份打开的文档，标题写着“我的孩子们的名字”。文档里列出了十几个名字，有男有女，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那正是所有受害者的家庭地址和作案日期。

他在看到破门而入的女警时，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近乎释然的微笑。他甚至主动伸出了双手，让女警给他戴上手铐。在被带出公寓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卧室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的黑白照片，已经被翻拍了很多次，模糊得看不清人脸。但卡伦后来查出来，那是加里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怀里的婴儿，就是加里自己。

审讯持续了六个小时。加里·米勒没有否认任何一项指控。他用一种平静得让人不寒而栗的语气，详细描述了每一次作案的过程。他说他从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不需要。那些女人最终都会顺从，因为她们内心深处也想要一个孩子。他只是用一种她们不愿意承认的方式，实现了她们的愿望。

“她们会生下孩子的，”他说，“我知道她们会的。她们的问卷上写得清清楚楚。她们愿意为做一个母亲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

审讯员问他：“那神学院的那些女生呢？她们也想要孩子吗？”

加里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的嘴唇开始发抖，声音也变得含糊不清。他说：“她们不想要。她们杀死了我的孩子。雪莉杀死了我的孩子。”

“那不是你的孩子，”审讯员说，“那是强奸的产物。”

加里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那就是我的孩子。那是我唯一可能拥有的孩子。”

卡伦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审讯室里这个安静而疯狂的男人。她想起了那些受害者的脸——那些神学院的女生，她们惊恐、破碎、充满耻辱；那些想要孩子的单身女人，她们的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种卡伦不愿意去辨认的东西。

她转身离开了审讯室，走进了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她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冲刷着自己的手，然后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想起了一件事。二十年前，她还是一名实习警员的时候，处理过一个家暴案件。那个男人每次打完妻子之后都会哭着道歉，会给她做早餐，会帮她洗头发，会抱着她说“我只是太爱你了”。那个妻子后来对卡伦说了一句话，卡伦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吗，最可怕的不是他打我，而是他打完我之后对我好的样子。因为那种好让我觉得，也许他是真的爱我。”

卡伦关上水龙头，用力擦干了手。她走回办公室，开始写结案报告。窗外，天快亮了。这个城市又要开始新的一天，而有些人，永远不会有新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