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死的那天晚上，凶手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不是对警察的恐惧——他确信自己足够谨慎。而是对一种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空虚的恐惧。五名神学院的女学生，一个接一个，他控制住了每一个。他喜欢她们恐惧中的挣扎，喜欢她们被迫服从时眼中的屈辱。但雪莉不一样。雪莉怀孕了。怀着强奸犯的孩子。她选择了死，而不是留下这个生命。

他反复听着雪莉最后那段录音，是从她宿舍里偷来的：“我不能生下一个恶魔的孩子。”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他所有幻想的深处。他要的从来不是毁灭。他要的是创造。他想要一个孩子。他想要一个家庭。

他把这解释为命运的转向。神学院那些女人，她们拒绝了上帝的礼物。那他为什么还要给她们？她们不配。他需要找另一种女人——那些真正渴望生命降临到自己子宫里的女人，那些会跪下来感谢每一次心跳的女人。

三十岁左右。单身。经济独立到足以负担人工授精的费用。想要孩子想到愿意一个人走进诊所，填一堆表格，回答那些最私密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你家里有几个房间？你愿意接受精子捐赠吗？你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吗？

这些答案，都在“一手传媒”公司的数据库里。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数据。客户名单、住址、生育意愿、甚至是她们填给诊所的那份心理问卷——她们梦想中的伴侣类型、她们对于母性的执念、她们愿意为了孩子忍受多少羞辱。所有这些信息，被那个贪婪的医生以每条八十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公司，而他，坐在工位上，一条一条地翻阅，就像在翻阅一本为他量身定制的购物目录。

九天后，他重新出手。

第一个新受害者叫艾琳，三十二岁，市场总监，独居在城郊一栋带花园的房子里。她已经在诊所预约了第三次人工授精，前两次都失败了。她的问卷上写着：“如果有一个孩子，我可以独自抚养，我不需要男人，我只需要一个生命。”

他在作案前一小时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没有说话，只是呼吸。然后，他用一种低沉的、近乎温柔的声音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艾琳以为是诊所打来的确认电话，迟疑了一下。他没有等她回应就挂断了。

一小时后，他从二楼窗户进入她的卧室。她正在洗澡，浴室的门半掩着。他站在阴影里等着，像一个丈夫等待归家的妻子。等她裹着浴巾走出来，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尖叫还没有来得及冲出喉咙，他就已经捂住了她的嘴。

“别出声，”他在她耳边说，“我会给你的。你要的，我都会给你。”

整个过程里，他没有殴打她，没有侮辱她。他甚至在她颤抖的时候，用手掌轻轻擦去了她眼角的泪水。艾琳后来对警察说，最可怕的不是疼痛，而是他那种近乎虔诚的温柔。他像是在和她做爱，而不是在强奸她。事后他甚至吻了她的额头。

“你会是一个好妈妈。”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调查小组一开始完全没有把这几起案件和五个月前那五起联系起来。犯罪现场截然不同，受害者类型截然不同，作案手法也变了——以前是破门而入，现在是安静的侵入；以前是暴力压制，现在是心理控制。负责这起连环案件的警探叫卡伦，四十五岁，在性犯罪调查科干了十六年。她见过各种变态的动机，但这一次，她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转折发生在第三个新受害者身上。那个女人叫梅兰妮，三十四岁，高中生物老师。她和艾琳一样，接到了那通电话，那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卡伦调出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号码每次都在变，无法追踪。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电话总是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打来，而袭击发生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凶手不是随机的，他有固定的操作流程。

卡伦把六名受害者的资料全部摊开——五名神学院学生，三名渴望怀孕的单身女性。她盯着这些名字看了很久，突然问旁边的搭档：“这些新受害者，她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我说的是那种，她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共同点。”

搭档翻了一遍档案，耸耸肩：“都是单身女性，都住在独栋房子里，都在三十岁左右——”

“不对，”卡伦打断了他，“这些她们自己也知道。我要找的是她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关联。”

她派了三个调查员去逐一询问受害者。不是问案发当晚的情况，而是问案发前一周的行踪：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情？被强奸的女性通常会试图忘记细节，但问到那些日常琐事时，她们反而更容易回忆起来。三天后，调查员带回了一条信息：八名受害者中，有七人在案发前五天内去过同一家妇产科诊所。

卡伦立刻驱车前往那家诊所。诊所不大，藏在一栋写字楼的四楼，门面装修得温馨而廉价。她推门进去的时候，前台护士抬起头，微笑着问她是否需要预约。卡伦亮出警徽，要求见负责人。

医生叫霍华德，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卡伦把受害者的名字一一列出来，问他这些人在过去几个月是否都是他的客户。霍华德翻了翻记录，承认是的，她们都来做过人工授精的咨询或预约。他的表情自然得无可挑剔，甚至主动提出可以配合调查，提供患者的病历资料。

“太好了，”卡伦说，“那请把这些患者的完整档案，包括她们填的所有表格和问卷，都复印一份给我。”

霍华德的嘴角动了一下。只有一瞬间，但卡伦捕捉到了。那是一个人在计算得失时会有的表情。

她没有当场发作。回到警局后，她仔细翻阅了所有病历资料，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每一份档案里都少了一页。诊所的标准流程是，新患者必须填写一份四页的心理评估问卷，但卡伦手里所有的复印件都只有前三页。第四页凭空消失了。

第二天，卡伦申请了搜查令。她和五名警员冲进诊所的时候，霍华德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看到搜查令，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他们花了四个小时搜查了整个诊所，最终在霍华德办公桌下面的一个暗格里找到了一叠文件——全是那些失踪的第四页问卷，以及一份打印出来的、标注着“一手传媒”抬头的交易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