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雷斯城南三十公里，圣特蕾莎小镇。

六月的热风裹着沙漠的尘土，从格兰德河对岸吹过来，卷起路边枯黄的玉米叶。小镇的主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几只流浪狗趴在杂货店的屋檐下，耷拉着舌头喘气。

第三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全镇的钟都停了。

不是真的停了，是没有人再去听。那些钟依旧挂在教堂的尖塔上，指针指向下午四点十七分，仿佛时间本身也在那个闷热的午后死于非命。

死者名叫卡门·洛佩斯，六十八岁，退休教师，寡居十二年。她住在小镇尽头一栋粉刷成白色的土坯房里，门前种着一棵三角梅，每年夏天开得如火如荼。邻居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两天前的傍晚，她去街角的杂货店买了一袋玉米饼和一升可乐。收银员记得很清楚，因为卡门太太笑着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今晚有客人来。”

第二天早上，送牛奶的胡安发现她家院门虚掩着，牛奶瓶堆了三只在门外。他推门进去，走廊里很安静，客厅的电视机开着，但没有声音。然后他闻到了那股气味。

铁锈、甜腻、还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腐烂的水果。

卡门·洛佩斯倒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下铺着一块手工编织的毛毯，是她女儿从奇瓦瓦州寄来的。她的脸上被刺了十几刀，胸部也是，还有——胡安后来跟警察描述的时候，声音一直在发抖，身体被反复捅刺，血肉模糊。

但法医的报告显示，没有任何性侵的痕迹。

凶手不是冲着性来的。

瓦伦西亚探长蹲在尸体旁边，摘下帽子，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他五十七岁，做了二十八年警察，见过太多死人，但这一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两个月内的第三起。三个月内的第二起。不，等等，他算了一下——四十六天，三起。受害者都是老年女性，年龄均在六十岁以上，死亡方式高度一致：面部、胸部、被锐器捅刺，无性侵痕迹，无财物丢失，没有强行入室的迹象。

前两起案子的受害者，七十三岁的索莱达·门多萨和六十五岁的安娜·贝拉·弗洛雷斯，她们死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瓦伦西亚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局里的头头们告诉他，这种小地方的案子，大概率是一次性谋杀，是某个路过的疯子干的，不会再有后续。

现在有了后续。

“探长，”年轻的警官帕布罗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证物袋，“在厨房里找到的。两个杯子。”

瓦伦西亚接过证物袋，眯着眼睛看了看。两个玻璃杯，普通的那种，超市里三块钱一个。其中一个杯子的边缘有口红印，但颜色很淡，是那种老式胭脂红，很多老年妇女还在用。另一个杯子很干净，没有口红，没有指纹，像是被人仔细擦拭过。

“杯子里有什么？”

“已经送去化验了。初步判断，其中一个有可乐残留，另一个有茶或者某种草本饮料的痕迹。”

瓦伦西亚盯着那两个杯子看了很久。两个杯子。客人。卡门太太昨晚真的有客人来。她把客人请进了家门，还倒了饮料。这说明她认识这个人，至少她觉得她认识这个人。

但是卡门·洛佩斯是一个极其谨慎的独居老人。她的女儿在电话里告诉警察，母亲从不给陌生人开门，哪怕是对面的邻居来借盐，她都要隔着纱门确认半天。什么样的人能让她毫无防备地邀请进门？

答案也许就在那两杯饮料里。

墨西哥联邦警察的实验室效率不高，但四十八小时后，结果还是出来了。可乐杯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苯二氮卓类药物，也就是俗称的镇静安眠药。另一个杯子里是墨西哥传统的肉桂茶，没有检测到药物残留。

这意味着什么？客人给卡门太太倒了一杯掺了药的可乐，自己喝的是干净的茶。卡门太太喝了可乐，很快陷入昏睡，然后客人在她完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实施了杀戮。

所以这不是冲动犯罪。是有预谋的。这个人带了药，带了一把锋利的刀，还带了某种能够伪装自己的东西，因为卡门太太不可能给一个让她感到威胁的男人开门。

瓦伦西亚把思路理到这里的时候，一个电话从墨西哥城打了进来。是联邦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他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了这个案子，他们有一个行为分析小组，专门处理这类连环杀人案，愿意提供协助。瓦伦西亚本想拒绝，但局长已经同意了。三天后，一架从埃尔帕索起飞的黑色SUV停在了圣特蕾莎镇警察局的门口。

下来两个人。一个叫米切尔·雷诺兹，四十出头，金发剪得很短，穿着深蓝色的FBI外套，看起来像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人。另一个叫埃琳娜·加西亚，三十多岁，墨裔美国人，行为分析组的侧写师，她的父亲当年就是从华雷斯移民到德克萨斯的。

雷诺兹一进门就直奔主题：“我需要看所有三处现场的完整档案，包括照片、法医报告、物证清单，还有你们对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调查。”

瓦伦西亚把这些东西摊在桌上。雷诺兹一页一页地翻，速度很快，但每翻到一处关键信息就会停下来，仔细地看很久。埃琳娜站在他身后，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那些现场照片上受害者面部的伤口。

“注意到什么了吗？”雷诺兹头也不抬地问。

埃琳娜沉默了几秒钟。“这些伤口的分布模式……非常一致。都是先从脸开始，然后是胸部。刺入的角度几乎相同，都是垂直的，力道很大，说明凶手没有犹豫，没有迟疑。这不是初犯者的行为模式。”

“还有呢？”

“他刺脸的时候特别用力。你看索莱达·门多萨的照片，她的鼻梁骨完全粉碎了。这种程度的力量，如果是情绪性犯罪，通常只会出现在凶手与受害者有很深的情感纠葛的情况下。但卡门·洛佩斯和索莱达·门多萨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她们的社会关系完全不重叠。”

雷诺兹把照片放下，转向瓦伦西亚：“你们最初的报告里说，怀疑是一次性谋杀。但你现在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不是。”

瓦伦西亚点了点头。他当然意识到了。

“还有一件事，”埃琳娜指着厨房里的杯子照片说，“这个人带了两杯饮料进来。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干净的，给受害者倒了一杯掺药的。这说明什么？”

“他是有备而来的。”

“不，不只是有备而来。”埃琳娜摇了摇头，“这说明他对这个场景有很强的控制欲。他要确保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要受害者在他动手之前就失去意识，因为他不想让她看到他的脸——不是因为他怕被认出来，而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原因。”

“什么原因？”

埃琳娜犹豫了一下。“我需要看到更多数据才能说。”

雷诺兹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踱步。他走到窗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忽然说了一句让瓦伦西亚一时没反应过来的话。

“他是一个男人。”

瓦伦西亚愣住了。

“三个受害者，都是老年女性，独居，社交圈狭窄。她们会给一个陌生男人开门吗？不会。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呢？一个女人在傍晚时分敲门，看起来很礼貌，也许还提着一袋水果或者一盒甜点，说自己是新搬来的邻居，或者是什么慈善组织的义工——卡门·洛佩斯这样的人会开门吗？”

瓦伦西亚想了想。“会的。会的，她会的。”

“但是现场所有的物证都没有指向女性，”帕布罗在一旁插话，“DNA、毛发、脚印，都没有。”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女人。”雷诺兹转过身来，“他是男扮女装。他伪装成一个女人，接近这些老年妇女，骗取她们的信任，进门之后伺机在饮料里下药，等她们昏睡过去，再动手杀人。”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瓦伦西亚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上升起来。他想起了一个细节——前两起案件的现场，邻居都说看到过一个陌生女人在受害者家附近出现，中等身高，穿长裙，戴着宽檐帽和大墨镜，看不清脸。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某个卖保险或者传教的人，没有人在意。

“我们得找到他，”瓦伦西亚说，“现在。”

他们回到FBI在埃尔帕索的临时办公室，开始整理所有受害者的社会关系、生活轨迹、日常活动范围。埃琳娜在电脑前坐了整整一天，把三起案件的各项数据输入行为分析系统，试图找出受害者之间的共同点。

到了晚上，她发现了一件事。

三个受害者——索莱达·门多萨、安娜·贝拉·弗洛雷斯、卡门·洛佩斯——她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社会联系，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她们都会定期去同一个地方。

圣特蕾莎镇唯一的教堂。

每个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她们会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会在教堂旁边的社区活动室里喝一杯咖啡，聊聊天，和其他的老年妇女一起打发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可预测的社交活动。如果有人想观察她们、接近她们、挑选她们作为目标，教堂是一个绝佳的地点。

埃琳娜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雷诺兹。雷诺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她后背发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