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的目标是老年妇女,如果他在教堂挑选受害者,那么他一定非常熟悉教堂的环境和这些人。他可能已经在那个社区活动室里坐了很久了。”
“伪装成女人坐在那里?”
“对。而且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穿裙子的、沉默的、看起来有点古怪的中年女人,坐在角落里喝咖啡,谁会多看一眼呢?”
瓦伦西亚决定在教堂周围布控。接下来的周三,他带着帕布罗和另外两个便衣警察,从早上七点开始就守在教堂对面的车里。弥撒八点半开始,陆续有老年妇女走进教堂,穿着深色的裙子,戴着头巾,步伐缓慢。
埃琳娜坐在后排,透过车窗仔细观察每一个进入教堂的人。她注意到大多数老年妇女都是结伴而来的,两三个一起走,说着话,偶尔笑一笑。但也有几个是独自来的,低着头,沉默地走进教堂。
九点二十分,弥撒结束,人们陆续走出来,向旁边的社区活动室走去。活动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平房,刷着淡黄色的漆,里面摆着几排塑料桌椅,靠墙有一张长桌,上面放着咖啡壶、糖罐和几盘饼干。
埃琳娜伪装成教区的义工,混进了活动室。她端着一杯咖啡,坐在角落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屋里的每一个人。大约有二十来个老年妇女,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一切都很正常,直到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咖啡。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袖连衣裙,戴着一顶米色的宽檐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的手放在桌上,手指粗短,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但没有任何指甲油。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平底的黑布鞋,鞋码似乎比一般女性要大一些。
埃琳娜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她注意到了另一件事——这个人的手腕。长袖连衣裙的袖口下面,隐约可以看到一小段前臂。那上面的皮肤很粗糙,毛孔很大,还有一层淡淡的、但确实存在的汗毛。
这不是女人的手臂。
埃琳娜的心跳骤然加速。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慢慢站起来,走向咖啡壶,装作要续杯的样子。经过那个人的时候,她故意把一张纸巾掉在了地上,弯腰去捡的同时,迅速扫了一眼那个人垂在脸侧的发丝。
发丝从帽檐下露出来,乌黑,但发根处有一小截发白。那是假发。
埃琳娜走出活动室,到了外面,才发觉自己的手在发抖。她快步走向停在街角的车,拉开车门,声音压得很低:“雷诺兹,他在里面。穿蓝色连衣裙,宽檐帽,靠窗坐。”
雷诺兹没有说话,但他整个人像一根被拉紧的弓弦一样绷了起来。他拿起对讲机,简短地下达了指令。
十五分钟后,当那个人从活动室走出来,沿着主街向北走的时候,两个便衣警察从后面包抄过去。雷诺兹走在最前面,他的步伐很稳,不急不慢,就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
“女士,”他在那人身后三米的地方停下来,声音很平和,“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那个人停下了脚步。她没有回头,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雷诺兹又往前走了两步。“我们只是在进行例行的社区安全访问,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请你转过身来吗?”
过了很久——久到雷诺兹以为她不会回答了——那个人终于缓缓地转过身来。
帽子下面是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深褐色,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线。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一双浅棕色的眼睛,没有惊慌,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安静地、近乎空洞地看着雷诺兹。
瓦伦西亚从侧面走过来,一把摘掉了他的帽子。乌黑的假发歪向一边,露出下面剃得很短的灰白色头发。
这是一张男人的脸。
“巴斯。”瓦伦西亚看着他的身份证,念出了这个名字。“塞萨尔·巴斯。”
巴斯被带回警察局的时候,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他坐在审讯室里,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端正得像一个正在等待面试的求职者。他的表情依然平静,平静得近乎诡异。
瓦伦西亚和雷诺兹坐在审讯桌的另一边。埃琳娜透过单向玻璃看着里面的情景,手里拿着巴斯的前科档案。
这份档案让她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塞萨尔·巴斯,四十九岁,原籍墨西哥城,曾在恰帕斯州、瓦哈卡州和格雷罗州居住。十年前,他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犯下了三起强奸案。受害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作案手法高度一致:夜间尾随,蒙面入室,捆绑,然后实施强奸。他在每次作案后都会迅速转移,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三起案件发生在两年之内,之后他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类似的报案出现。
巴斯在第三次作案后不久被捕,因为其中一名受害者记住了他说话的口音和手指上的一道疤痕。他最终被判处十八年监禁,但六年前因监狱过度拥挤和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释放。
埃琳娜看着档案上那三起强奸案的发生顺序和时间间隔,又看了看现在这三起谋杀案的顺序和时间间隔。她的手指开始发抖。
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的顺序。恰帕斯州的那起强奸案之后,隔了七个月,是瓦哈卡州的第二起;又隔了九个月,是格雷罗州的第三起。而现在的三起谋杀案,同样的间隔,同样的顺序,只是受害者从年轻女性变成了老年妇女。
他在复制。他在用一种扭曲的仪式感,重演当年的罪行。
埃琳娜推门走进了审讯室。
“巴斯先生,”她在他对面坐下来,把档案放在桌上,“你认识一个叫阿德里安娜·莫拉莱斯的女人吗?”
巴斯的眼睛终于有了一丝波动。那丝波动很轻微,但埃琳娜捕捉到了。
“她是你在恰帕斯州强奸的第三名受害者。”埃琳娜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在你的审判中,她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了。她当时二十一岁,是大学生,学的是社会工作。她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
巴斯的下颌肌肉猛地绷紧了。
埃琳娜不需要他回答。她在档案里找到了那段庭审记录的复印件,逐字逐句地念了出来:“她说:‘他不行。他根本不行。我看着他,我就笑了,因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会需要把人绑起来才能做什么。’”
审讯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瓦伦西亚看到巴斯的眼睛变了——那种空洞的平静碎裂了,露出底下滚烫的、黑色的东西,像是被压抑了很多年的岩浆。
“你因为这句话,”埃琳娜的声音依然很轻,但多了一种东西,像是刀锋划过玻璃时的尖锐,“把所有的愤怒都存了起来。你在监狱里存了六年,出狱后又存了六年。你没办法对她说出这句话的女人下手,因为她太年轻了,太强壮了,你怕了。你怕她会再次嘲笑你。所以你找到了替代品。”
巴斯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
“她们不会嘲笑我。”
“她们不会,因为她们来不及嘲笑你。她们在睡着的时候就死了。你在她们的尸体上重复那个模式——脸,胸。你把每一个替代品都当成了她,阿德里安娜·莫拉莱斯,那个嘲笑你的女人。你杀了三个无辜的老太太,就因为一个年轻女孩对你说了一句真话。”
巴斯的嘴唇在颤抖。他没有反驳。
当天晚上,搜查巴斯的住所时,警察在他的衣柜里找到了三件女式连衣裙、两顶假发、一顶宽檐帽、一把十二厘米长的厨房刀,以及一本笔记本。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他从监狱释放后对阿德里安娜·莫拉莱斯的跟踪情况,以及后来因为跟踪失败、转而跟踪圣特蕾莎镇教堂老年妇女的全过程。
他在最后一页写道:“第三号替代品已完成。还需要四个。”
四个。他还需要四个。
瓦伦西亚站在巴斯的出租屋里,看着那本笔记本,手里的烟烧到了滤嘴都没有察觉。窗外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沙漠的凉意和远处牲口棚的气味。他想起了卡门·洛佩斯对杂货店收银员说的那句话——今晚有客人来。
那位客人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戴了一顶米色的宽檐帽,提着一袋超市买来的甜面包,在傍晚六点半敲响了她的门。她说她叫索菲亚,是新搬来的邻居,住在三条街外。她说她一个人住,觉得很孤单,听说卡门太太也是一个人,就想来做个伴。
卡门太太把门打开了。她倒了可乐,煮了肉桂茶,她们坐在客厅里聊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卡门太太觉得困了,她说可能是血压药的关系,也许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她靠在沙发上,眼睛慢慢闭上。她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一双穿着黑布鞋的大脚,和一只手里握着的、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冷光的刀。
瓦伦西亚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
他想,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恶魔。一种是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另一种是穿着连衣裙、提着甜面包、在傍晚六点半敲开你家门的。
而最可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门铃响的时候,外面站着的到底是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