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方驰，市刑侦支队重案组组长，干刑侦十四年，见过不少变态的案子，但这一个，让我第一次觉得后脊梁发凉。

事情要从第三具尸体说起。

那天下午四点十七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老工业区一栋居民楼里发现一名女性死者。报案人是死者的同事，说小妮今天无故旷工，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她觉得不对劲就上门来找，敲门没人应，趴窗户一看，卧室地板上横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塑料袋，当场腿就软了。

我们到的时候，楼下已经围了七八个看热闹的邻居。现场勘查车停在单元门口，技术科的老周比我早到一步，正蹲在门口套鞋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案子不简单。

小妮住在三楼，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门锁完好，没有撬压痕迹。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还摆着半杯没喝完的白开水，像是主人只是临时出门。但走进卧室的那一刻，画面就完全变了。

白色塑料袋。

很大，超市最大号的那种加厚袋子，被人从底部往上套，把小妮整个上半身都裹了进去，袋口在腰部位置用透明胶带缠了至少十几圈。下半身露在外面，牛仔裤和帆布鞋都穿得好好的。从姿势看，她应该是被人从背后袭击，勒晕或者制服之后套上的袋子。

法医小宋蹲在尸体旁边做初步检查，手套上沾了一点灰。他抬头看我，眉头拧成一个川字。

“老方，颈部有明显掐痕，舌骨骨折，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和前面两起一模一样。”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但有一点不对劲。”

“什么？”

“袋子里没有花粉。”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脑子里。

前面两起案子，都发生在过去四个月里。第一名受害者叫陈敏，二十九岁，公司会计，在出租屋内被杀，尸体同样被套在白色塑料袋里。第二名叫刘芳，三十四岁，离异独居，在自己开的小服装店后间遇害。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先制服后套袋，塑料袋底部都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花烛花粉。

花烛，通俗点说就是红掌，那种开得像塑料花的观赏植物，花粉颗粒很大，在显微镜下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细节我们没有对外公开过，连内部简报都只写了“植物花粉”，属于只有凶手和我们才知道的核心物证。

而小妮的袋子里，只有灰尘。

老周拿着放大镜把塑料袋底部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用胶带粘了十几个点位，最后摇头：“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灰尘，成分是水泥碎屑和棉织物纤维。”

同一个凶手，为什么唯独这一次没有留下花粉？

“要么换了作案环境，”老周蹲在地上，把证物袋封好，“要么——”

“换了人。”我替他把话说完。

小妮住的是那种老式筒子楼，一层四户，共用一条走廊。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隔壁三零二的门上贴着外文对联，颜色褪得厉害，看着有些年头了。我让派出所的民警老葛去敲门，里面半天没动静。

“这家住的是什么人？”

老葛翻了翻手里的登记册：“登记的是一个外国人，叫文森，好像是搞园艺的。平时不怎么跟邻居来往，深居简出的。”

搞园艺的。

这三个字让我心里那根弦猛地绷紧了。花烛花粉，园艺，隔壁。

“再敲。”我说。

敲到第三遍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男人的脸。白种人，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眼窝很深，颧骨很高，脸颊两侧的皮肤有些松弛，像是短时间内体重骤降过的那种人。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袖T恤，袖口有泥土的痕迹，指甲缝里也有没洗干净的褐色污渍。

“有事吗？”中文说得不算流利，但能听懂。

老葛出示了证件，说明隔壁发生了案件，想请他配合了解一些情况。文森的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点了点头，把门拉开了一些。他没有让我们进去的意思，而是自己走了出来，反手把门带上。

这个动作太刻意了。

“文森先生，你认识隔壁的小妮吗？”我问。

“见过几次，不熟。”

“今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你在哪里？”

“在家。”他想了想，“午睡。”

“有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没有。”

回答简洁，不躲闪，也不多说一个字。这种反应放在普通人身上叫镇定，放在嫌疑人身上叫训练有素。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右手一直在无意识地摩挲左手无名指，那里有一道很浅的戒痕，像是戒指戴了很多年又摘掉留下的印记。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园丁。”他说，“在城北的绿博园工作，负责热带植物馆。”

花烛就是热带植物。

“最近工作忙吗？”

“还行。”

我冲老葛使了个眼色，老葛会意，开始跟他东拉西扯地聊起物业费和水电费的事。我趁机微微侧身，透过门缝往他屋里扫了一眼。走廊光线暗，能看到的区域很小，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几个关键信息——玄关的鞋架上放着一卷透明胶带，和小妮案中使用的宽窄完全一致。地上靠墙放着一个深色的双肩包，包的侧面口袋里插着一把园艺剪刀，剪刀尖上有一点深褐色的痕迹，不像是泥。

就在这时，小宋从隔壁走了出来，手里举着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从死者颈部提取的纤维样本。他看到我站在文森门口，脚步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文森的脸，忽然眼神一凛。

但他什么都没说，冲我微微摇了摇头，快步下了楼。

这个摇头让我心里有了计较。

我转向文森，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家常：“文森先生，你种花烛吗？”

他摩挲手指的动作停了。

那一瞬间的停顿短得几乎不可察觉，但对于一个干了十几年刑侦的人来说，那一瞬间足够长了。就像水面上的涟漪突然中断，像呼吸节奏出现了一个不自然的断点。

“种的。”他说，“那是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