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雨淅淅沥沥下了整夜，城东翠屏小区12号楼的404室却安静得有些反常。

最先发现情况的是死者苏晚的同事方瑜。周一早上八点半，苏晚没来上班，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方瑜记得苏晚周末说过要在家整理换季衣物，便趁着午休开车过来看看。门铃按了七八声无人应答，她绕到后院，透过落地窗的缝隙看见客厅地板上倒着一把实木餐椅，椅腿边露出一截苍白的小臂。

九点四十分，刑警队技术组推开404室的大门。客厅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茶几上两杯喝了一半的红茶已经凉透。死者苏晚，二十九岁，本市一家设计公司的室内设计师，被发现仰卧于客厅与卧室之间的走廊，头部有钝器伤，初步推断死亡时间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法医老韩蹲在尸体旁边看了很久，抬起头对刑侦队长陆征说了一句：“凶手她认识。”

陆征没有接话，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两只玻璃杯上。杯沿有两枚不同的唇纹，一枚是死者的，另一枚属于另一个人。能坐下来喝茶聊天，再反目成仇，这个人跟苏晚的关系不会简单。

苏晚的社会关系在随后两天里被陆续拼凑出来，这张关系网上挂着的名字让陆征微微皱起了眉头。死者三年前与前夫周衍离婚，但两人因为共同经营过一家装修公司，至今仍有经济往来。离婚后苏晚跟一位叫江予舟的摄影师走得极近，半年前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已同居。而江予舟之外，还有一个叫陆深的男人，是苏晚大学时期的追求者，十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即便苏晚结婚离婚又恋爱，他依然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出现在她的生活里，送花、约饭、在朋友圈点赞，像一个从不逾矩却也从不肯消失的影子。

这三个人，在苏晚遇害当晚都曾出现在翠屏小区附近。

最先被传唤的是江予舟。他今年三十二岁，长发扎在脑后，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坐在审讯室里不停搓自己的手指。出事那天是周六，他说自己一整天都在城郊给一个服装品牌拍外景，从上午十点拍到下午五点。收工后跟客户吃了晚饭，回到翠屏小区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进小区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手机上有通话记录。

“八点二十回家，然后呢？”陆征问。

“然后我在家。”江予舟抬起头，“苏晚也在。我们叫了外卖，一起吃了饭，看了会儿电视。九点半左右她说困了要睡觉，我就去书房修片了。”

“你一直修到几点？”

“大概十一点多。中间我戴着耳机，没听到什么动静。”

陆征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八点二十到九点半，两人共处，无异常。九点半之后，嫌疑人有独立空间，可自由进出。

江予舟的不在场证明并不完整。书房的窗户朝向小区内侧，从那里翻出去绕过绿化带走后门离开，全程可以避开小区监控。而他自称十一点多才结束工作，这个时间跨度足够做很多事情了。

但法医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让陆征把注意力从江予舟身上移开了一些。老韩在死者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几根极细的纤维，成分是聚酯纤维与棉的混纺，染色工艺比较特殊，市面上不常见。更关键的是，茶几上另一只玻璃杯上的指纹被比对出来了——属于周衍。

苏晚的前夫。

周衍比陆征想象中要年轻。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西装革履，在装修行业做得风生水起。他坐在审讯室里的姿态跟江予舟截然不同，靠着椅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看起来从容，但频繁眨动的眼睛出卖了他。

“周六晚上我在哪儿？”周衍重复了一遍陆征的问题，然后很流畅地给出了回答，“在滨江路的温特姆酒店。那天有个建材供应商搞活动，我在那边从下午待到晚上十点多。酒店监控应该能拍到，大堂、电梯、走廊都有。”

陆征派人去调了监控。画面清清楚楚，周衍确实在下午三点进入酒店，晚上十点十七分离开。酒店距离翠屏小区十二公里，就算他十点十七分一出门就上车飞驰，赶到案发现场至少也需要二十分钟。而法医判定的死亡时间最晚不超过十一点，从十点三十七分到十一点之间，他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多分钟里完成杀人、清理现场痕迹再从容离开。

不在场证明成立。

但监控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陆征的注意。周衍在周六晚上十点十七分走出酒店大堂，脚步很快，上车后没有立刻发动，而是在车里坐了将近十分钟，才亮起车灯驶离。十分钟，他坐在车里想什么？等什么？

“他前妻死了，他表现得太镇定了。”陆征把监控画面定格在周衍坐在车里的那一帧，对身边的同事说，“一个正常人听到前妻遇害的消息，第一反应哪怕不是悲伤，至少也该是震惊。他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像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第三个被带进审讯室的是陆深。

如果说江予舟是水，周衍是石头，那陆深就是一团被压了很久的火。他坐在陆征对面时眼眶是红的，不是那种表演出来的悲伤，而是一种掺杂着愤怒和懊悔的复杂情绪。他没有律师，开口第一句话是：“如果我那天晚上去找她了，她可能就不会死。”

周六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陆深确实在翠屏小区附近。他在小区对面的咖啡馆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点了一杯美式，几乎没喝。咖啡馆的监控拍得很清楚，他靠窗坐着，目光始终盯着小区大门的方向。八点四十分左右他接了一个电话，接完之后站起身，在窗外站了很久，最终没有走进小区，而是转身开车离开了。

“你为什么没有进去？”陆征问。

陆深沉默了一会儿。“她发消息给我，让我不要再联系她了。她说江予舟看到了我送的花，不高兴，她不想让男朋友误会。”他笑了一下，笑容很短，“十年了，我连备胎都算不上。”

咖啡馆监控和手机通话记录都印证了他的说法，陆深的嫌疑在时间线上被排除了。

案件在第三天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突破口。

技术组对死者手机定位数据进行了深度还原，发现一个此前被忽略的细节。苏晚的手机在周六晚上八点三十七分曾连接到一个移动基站的信号，而这个基站的覆盖范围包含了翠屏小区北侧的一整片区域。但八点四十一分，她的手机信号短暂地切换到了另一个基站，这个基站覆盖的是小区东南角，恰好是12号楼所在的位置。这说明她在八点三十七分到八点四十一分之间离开了家，去往小区北侧，然后返回。

她去了哪里？见了谁？

同一时间段内的基站数据还显示，另一个号码也连接到了小区北侧的那个基站，并在八点四十分左右与苏晚的手机有过一次持续三分多钟的通话。这个号码的机主——是周衍。

陆征把周衍重新请回了审讯室。这一次他没有问不在场证明，而是把一叠打印出来的基站定位数据和通话记录放在桌上。

“周六晚上八点四十分，你在翠屏小区北侧给苏晚打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三分四十二秒。但你告诉我的行程是，你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十七分一直在温特姆酒店。”陆征看着周衍的眼睛，“酒店在城西，翠屏小区在城东。周衍，解释一下。”

周衍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不是慌张，而是一种“终于来了”的松弛。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然后说：“我是去找过她。但我没有杀她。”

那天晚上周衍确实在温特姆酒店参加活动，但他中途溜出来了。供应商的活动流程冗长，晚宴之后是酒会，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人的短暂缺席。他七点五十从酒店后门离开，开了一辆没有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车——这辆车他平时放在公司用，牌照别人不熟——八点二十左右到达翠屏小区北侧。他给苏晚打了电话，苏晚从家里出来，两人在北门附近见了面，说了不到十分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