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烛开花的时候好看吗？”

“好看。”他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红色的，像火一样。”

我笑了笑，跟他说了声谢谢配合，转身走了。但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后脑勺的汗毛是竖着的。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猎人发现猎物时肾上腺素飙升的警觉。

回到局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小宋在法医室等我，显微镜的灯还亮着，桌面上摊着三份尸检报告。

“老方，你猜我从文森门框上发现了什么？”

“花烛花粉？”

“比那个更直接。”他把一份比对报告推过来，“死者颈部提取到的纤维，和他家门口鞋架上那双园艺手套的纤维成分完全一致，腈纶混纺，颜色编号都对得上。还有，剪刀上的褐色痕迹是血迹，DNA比对正在进行，但血型和小妮一致。”

“够申请搜查令吗？”

“够了。”

搜查令是晚上十点签下来的。我们破门而入的时候，文森正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看电视，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杯红茶，像是等了很久。

他似乎并不意外。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其中的次卧被他改成了一个植物培育间。推开那扇门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满了花烛，红的白的粉的，整整齐齐码在多层花架上，加湿器吐着白雾，植物生长灯发出偏紫色的光。那些花烛开得极好，叶片油亮，佛焰苞鲜艳欲滴，在灯光下确实像一团团火。

但让我们愣住的不是花。

是墙。

三面墙上贴满了照片。不是花烛的照片，是女人的照片。不同年龄、不同穿着、不同角度的女人，有的在菜市场买菜，有的在公交站等车，有的在超市货架前挑选东西。所有照片都是偷拍的，画质不算清晰，但能看出拍摄者的耐心和执念。照片上用红色马克笔标注着各种符号，有的画圈，有的打叉，有的写着外文单词。

其中一张照片上用红笔画着一个大大的圈，照片里的人是小妮。她站在楼道里，正低头掏钥匙开门，显然是从走廊另一端的某个角度偷拍的。

而在花架最底层的一个托盘里，我看到了那卷透明胶带、一把园艺剪刀、三双用过的手套，以及一整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塑料袋。

“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文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没有跟进来，而是倚在门框上，端着他的红茶，姿态放松得像是请朋友来参观自己的收藏。

审讯室的灯光很亮，照得人脸上每一个毛孔都无所遁形。文森坐在铁椅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戒痕那根手指依然在无意识地摩挲着。

“为什么要杀她们？”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然后他说：“因为玫瑰。”

“什么？”

“玫瑰香水。”他抬起头，目光穿过审讯室的灯光看向某个很远的地方，“我前妻用的是玫瑰香水。樟脑味的，带一点甜，她说那是保加利亚的品种。我们结婚十二年，她身上的玫瑰味从来没有断过。后来我发现，那瓶香水不是她自己买的。是一个男人送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园艺手册，没有任何起伏。

“离婚以后，我开始闻到玫瑰味。走在街上，坐地铁，逛超市，总能闻到。那些女人，她们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玫瑰味吗？她们知道的。她们喷在手腕上，喷在耳后，喷在锁骨上，像是一种邀请。”

“所以你杀了她们。”

“她们自己选的。”

他的逻辑到此为止，不再展开，像是这件事在他看来已经不需要任何解释。玫瑰香水是触发机关，花烛是作案工具，白色塑料袋是最后的容器。至于为什么要在塑料袋底部留下花粉——后来心理专家给出的侧写是，花烛是他唯一还能信任的东西，是他秩序感的最后锚点。他把花粉留在现场，就像签字，就像宣告——这是我做的，这是属于我的秩序。

但小妮身上没有花粉。

我问了他这个问题。

文森皱了皱眉，那个表情不像是在思考怎么回答，更像是在回忆一个细节。“那天我的花烛还没有开。”他说，“没有花粉。”

就因为这个。

因为作案当天花烛没有开，所以第三个袋子干干净净。不是换了人，不是换了地方，仅仅是一个花期的偶然。这个偶然差点让我们以为是模仿作案，差点让案件走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而如果不是小妮的袋子里没有花粉，我们可能还要更久才能注意到“花粉”这个物证的意义，注意到所有线索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真相有时候就是这样，它藏在差异里，藏在“不对劲”里，藏在那些没有按照规律出现的东西里。有花粉是线索，没有花粉也是线索。

审讯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我站在走廊里抽烟，小宋走出来，递给我一杯速溶咖啡。

“DNA结果出来了，剪刀上的血迹是小妮的。另外，第二起案子刘芳的指甲缝里，我们也提取到了文森的上皮细胞。铁证如山。”

我点了点头，烟灰掉在鞋面上也没有去弹。

“老方，”小宋犹豫了一下，“你觉得他真的疯了吗？”

我想了想，把烟掐灭在窗台的烟灰缸里。

“他分得清每一盆花烛的花期，记得住每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作案后清理剪刀、更换手套、处理垃圾，每一步都做得滴水不漏。他不是疯了，他只是不觉得那些女人的命跟花烛的花期有什么区别。”

风吹过来，带着凌晨特有的潮湿气息。远处城市的天际线开始泛起灰白色，新的一天要来了。

但那三个女人不会再看到天亮。

我掐灭烟头，转身走回办公室。桌上摊着三本案卷，最上面是小妮的，照片里的她笑得很好看，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不是玫瑰香水，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白色塑料袋底部的花粉有没有、有多少，从一个古怪的细节变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那个种满花烛的房间。

而在那个房间里，一个男人用十二年的婚姻失败和一瓶玫瑰香水的味道，判了三个陌生女人的死刑。

这就是我要写进结案报告里的全部内容。至于文森每次作案后把花烛摆在塑料袋旁边拍了多少张照片，至于那些照片被他按照花期分门别类地收在一个蓝色文件夹里，至于文件夹封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她们都是红色的，像火一样”——这些细节，大概只有看过现场的人才会记得。

但我记得。

我会记得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