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案中心的电话是在晚上十点十七分响起来的。

接线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声音太平静了，平静到让人后背发凉。报警的女人说，她在南城创意园区的B栋三楼会议室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叫沈渡，刑侦支队重案组的。到现场的时候是十点四十一分，整栋楼灯火通明，几个年轻姑娘缩在走廊里，脸色白得跟墙皮似的。其中一个穿灰色套装的女人被同事扶着，手还在抖。她就是报警人，这栋楼里一家广告公司的行政主管，姓周。

死者叫邓波，三十二岁，广告公司策划组的组长。尸体仰面倒在会议室的长桌旁，衬衫领口往外洇着一大片深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了。法医初步判断，死因是颈部被利器割开，创口干净利落，几乎一刀毙命。

会议室没有窗户，进出全靠走廊那扇门。周主管告诉我，今天晚上公司组织观影活动，放的是《罗生门》，整个策划组加上设计部将近二十个人都在。七点开始，九点四十左右结束，期间熄灯播放，所有人都在座位上。灯亮之后邓波没起来，同事以为他睡着了，过去拍他才发现不对劲。

“熄灯之前他还在吗？”我问。

“在的，”周主管很肯定，“我还特意点过人数，因为要确认所有人都到了。邓波就坐在第三排靠过道那个位置，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蹲下身看了看邓波坐过的那把折叠椅。椅面上干干净净，椅背的金属管上也没有任何异常。但他的脖子上被划了那么深一道口子，不可能不出血。血迹呢？

刑侦技术科的老方趴在地上用手电一寸一寸地照，最后在距离椅子大约一米二的地方，地毯的接缝处找到了几滴甩溅状的血点。方向是从椅子往门那边去的，但量太少了，完全不像是割喉现场该有的出血量。

我站起来环顾这间会议室。大约六十平米，长方形，靠里的一面墙是投影幕布，对面是投影仪。两扇门，一扇通向走廊，是所有人进出的主门；另一扇是侧门，通向隔壁的茶水间。但茶水间是封闭的，没有出口，要出去还是得经过走廊。

“放电影的时候，有人出去过吗？”

周主管想了想，摇摇头：“中间邓波出去过一次，大概八点半左右，去了趟洗手间，很快就回来了。其他人好像没有……哦对了，中间有一段，郭磊的手机震了，他出去接了个电话。”

郭磊，策划组的副组长，邓波的下属。我让人把他叫过来。是个瘦高个，戴金丝边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地推一下镜框。他承认中途出去接过电话，大概五分钟左右，是女朋友打来的。

“你出去的时候，邓波在座位上吗？”

“在，”郭磊说得很笃定，“我出去的时候从他旁边经过，他还在看手机，屏幕亮着的，我看了一眼。”

“回来的时候呢？”

“回来的时候……”他顿了顿，“熄着灯，片子正放着，我也没太注意。但我记得他座位上是有人的，因为荧幕光打过去能看到一个轮廓。”

我让技术科把会议室里的监控调出来。这栋楼是九十年代的老建筑，走廊里只在大厅和电梯口装了摄像头，三楼走廊并没有监控。但电梯口的监控拍到了七点以后的人员流动情况。我快进看了一遍，七点到九点四十之间，三楼电梯一共停过四次，进出的人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其中八个在九点四十以后陆续离开。七点到九点四十之间，只有两个人出入——邓波在八点二十七分出来，八点三十一分回去；郭磊在八点四十三分出来，八点四十八分回去。时间全部对得上。

没有人长时间离开，也没有外人进入。二十个人在熄了灯的会议室里看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中间灯亮的时候，邓波死了。

这不可能。

我让人把会议室封锁了，地毯掀起来检查，墙壁敲了一遍，天花板的吊顶也拆开看了。老方带着人在里面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天快亮的时候，他把我叫进去。

他指着侧门门框下沿的一个小豁口让我看。木质的门框上有一道很浅的勒痕，像是被什么细线勒过的痕迹。

“你再看看这个。”老方把我领到茶水间。

茶水间大约十平米，有一台饮水机、一个微波炉、一排储物柜。柜子后面是一个配电箱，老方打开配电箱，里面除了空气开关和乱七八糟的线路之外，还塞着一个小小的蓝牙音箱。很旧，落了一层灰，但电池仓里的电池是新的。

“音箱上有指纹吗？”

“擦过了，很干净。”老方把音箱装进证物袋，“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不简单。我们测试过了，它的音量调到最大的话，足以覆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邓波座位旁边的地毯上，老方又找到了几根极细的透明鱼线，嵌在地毯纤维里，如果不是趴下去找根本看不见。鱼线的一头打了一个活结，另一头是断的，像是被用力扯断过。

我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把整个会议室过了一遍。二十个人坐在黑暗中，荧幕上的黑白影像在晃动，所有人注意力都在前方。然后有一个人——或者不止一个人——在黑暗中动手了。死者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因为蓝牙音箱里播放的声音盖过了一切。鱼线穿过门框上的豁口，连接着什么？血液被控制住了吗？所以现场几乎没有喷溅？

我把邓波的社会关系查了个遍。三十二岁，单身，在公司干了五年，业绩中等偏上，没有明显仇家。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挺正常的一个人”，这种评价本身就不太正常，说明这个人没什么特点，谁也不得罪，跟谁也不特别亲近。

但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有意思。最近三个月，邓波频繁地跟两个号码联系，一个是郭磊的，一个是同部门另一个叫马骏的员工的。三个人拉了一个小群，聊天内容被删得干干净净，但恢复出来的几条碎片里，有几个关键词让我汗毛竖了起来——“那个女的”“别说出去”“都喝多了”。

就在我开始往深处挖的时候，第二起案子发生了。

距离邓波死亡仅仅四天。

那天下午两点，公司在一楼的报告厅举办了一场行业分享会，请了一个北京的专家来讲品牌营销。报告厅比会议室大得多，能坐一百多人，当天来了大概七八十号。灯光调暗，PPT投在大屏幕上，专家在台上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中途没有人离开。因为报告厅只有一扇门，就在讲台旁边，任何人进出都会被台上的人和前几排观众看到。签名表上登记了所有参会人员的名字，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从同一个门走出去。

但是郭磊没有走出去。

他的尸体是在报告厅最后一排被发现的，靠墙角的位置，整个人歪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但走近了就能看到，他脖子上同样有一道深而利落的割伤。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几乎没有血迹。

这次连鱼线都没找到。

我把两次活动的人员名单放在一起比对。邓波死的那天，电影活动有十九个人参加。郭磊死的那天，分享会有七十六个人参加。两次都在场的人，一共八个。

但凶手不可能只是“在场”这么简单。能在黑暗中精准地割开一个人的喉咙而不惊动任何人，需要极其冷静的心理素质和相当程度的解剖学知识。而且两次作案的间隔只有四天，说明凶手对目标的行动规律了如指掌，甚至可能就是他们身边的人。

我重新梳理邓波、郭磊和马骏三个人的关系。恢复出来的聊天记录碎片越来越多，拼出一个令人窒息的轮廓。大约九个月前，公司年会后的一场私人酒局上，这三个人跟一个女同事发生了关系。从聊天内容的语气来看，那不是一次你情我愿的事。他们用了“搞定了”“灌得差不多了”“拍了”这样的词。

那个女同事叫端木玲。

我顺着这个名字往下查。端木玲，二十六岁，去年十月从这家公司离职，离职原因是“个人健康问题”。社保记录显示她离职后在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就诊了三个月，诊断是重度抑郁伴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今年一月，她的所有记录戛然而止。

死亡记录。一月十七日，端木玲在南郊的一处出租屋内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报警人是房东，因为闻到异味。现场没有遗书。

我找到了当时出警的派出所民警。老民警姓葛，快退休了，但对这个案子记得很清楚。“那姑娘太年轻了，”他摇着头说，“一个人住，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都是新换的。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她跟另一个姑娘的合影，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另一个姑娘是谁？”

“不知道，照片被她的家属收走了。她爸从国外赶过来处理的后事，一个挺体面的中年人，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拿到了端木玲的档案。她的父亲叫端木宏，马来西亚华裔，在吉隆坡经营一家不小的贸易公司。端木玲自幼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档案里还有一条备注：端木玲是同性恋者，曾在马来西亚因与一名女性恋人交往而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被逐出家门，这也是她独自来中国工作的原因。

她的恋人。

我立刻让人去查端木玲的手机通讯记录。在她死前的最后一个月里，通话最频繁的是一个境外号码，归属地是马来西亚吉隆坡。通话时长常常超过一个小时，时间集中在深夜。

那个号码的机主叫康宝。

与此同时，马骏失踪了。

邓波死后，马骏请了病假。郭磊死的那天他也没来公司。我们找到他的住处，门锁着，屋里没人，手机也关机了。他的女朋友说，三天前马骏突然跟她说要回老家一趟，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我立刻发了协查通报。

但还没等我们找到马骏，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从另一个完全无关的方向浮出了水面。

那天下午，老方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有点古怪：“沈队，你之前让我查那个蓝牙音箱的购买渠道，我顺着型号查了一下，没找到购买人，但是碰到了一个挺巧的事。”

“什么事？”

“我拿着死者的照片在周边的商户那里摸排，创意园区南门出去那条街上，有一家烹饪培训班，叫‘一味居’。他们的前台小姑娘看了邓波的照片，说不认识。但我把郭磊的照片给她看的时候，她认出来了。”

我立刻赶了过去。

一味居烹饪培训班是一间不大的店面，门口贴着课程表，中式面点、西点烘焙、家常菜，什么都有。前台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姓刘。她告诉我，郭磊大概半个月前在这里报过一个名，报的是西点烘焙班，每周三晚上上课。

“他来过一次，”小刘翻了翻签到表，“就上了一节课，后来就没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

“对，一个人。不过……”她顿了顿，“跟他同一天来报名的还有一位女士，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心里一紧：“什么女士？”

小刘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报名表，抽出一张递给我。报名表上的字迹娟秀工整，在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端木玲。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

“她戴着墨镜，包着丝巾，几乎把脸都遮住了，”小刘回忆道，“我还觉得挺奇怪的，那天也不晒。但她说话很客气，声音也好听，我就没多想。她报的是中式面点班，跟郭磊那个班是同一天晚上上课，就在隔壁教室。”

“她来过吗？”

小刘翻了翻中式面点班的签到表，摇头：“一次都没来过。但是她是一次性付清的全款，所以我们也没催过她。”

一次性付清。不来上课。跟郭磊同一天报名。用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

这不是巧合。

我问小刘能不能看看监控。遗憾的是店里的监控只保存七天，半个月前的录像已经被覆盖了。但小刘又想起一个细节：“对了，她报名的时候我让她留电话，她犹豫了一下，写了一个号码。我后来打过一次，是空号。”

我让她把那个号码找出来。是本地号段，我打过去确实是空号。但号码的前几位暴露了一个信息——这是创意园区附近一个报刊亭代售的神州行卡号段。

我去找那个报刊亭的老板。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卖报纸杂志兼卖电话卡，对半个月前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他有一个习惯，卖出去的每一张卡都记在一个旧账本上，日期、号码、金额。我翻到对应的日期，那天他总共卖出三张卡，其中一张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二十分。

“买这张卡的是男是女？”

老头眯着眼睛想了很久，突然一拍大腿：“女的！我想起来了，因为那天她穿了一件很奇怪的衣服，像是风衣，但领子竖得很高，还戴了墨镜，我多看了两眼。她买卡的时候没讲价，给的是整钱，我找零的时候她还说不用找了。”

“她一个人？”

“一个人。哦不对，她接了一个电话，说的不是中国话，叽里咕噜的我也听不懂。可能是东南亚那边的。”

我把这个消息同步给全队，同时让出入境管理局协查近期的外籍入境人员记录。马来西亚籍，女性，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结果很快回来了——一个叫康宝的马来西亚籍女性，三周前持旅游签证从广州入境，目前仍在境内。

我把康宝的护照照片打印出来，拿去给报刊亭老板辨认。老头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不确定，因为那人戴着墨镜。我又拿给烹饪班的小刘看，小刘看了很久，最后说：“身形有点像，但那天她包着丝巾，我真的看不太清楚脸。”

但有一件事我能确定。如果康宝是为端木玲复仇而来，那么她要杀的人有三个——邓波、郭磊、马骏。现在邓波和郭磊已经死了，马骏失踪了。她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马骏。

前提是，马骏还活着。

我们追踪了马骏的手机信号，最后的位置出现在南郊一个废弃的工业园区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在一栋烂尾楼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马骏。他还活着，但是被绑在一把铁椅子上，嘴被胶带封住，整个人已经脱水虚脱了。他旁边放着一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像是有人不想让他死得太快。

我们把马骏送到医院，等他缓过来之后进行了讯问。

他交代了一切。九个月前那场酒局，邓波和郭磊在端木玲的酒里下了药。他们三个人把她带回了邓波的住处，然后轮奸了她。马骏拍了视频。事后他们威胁端木玲，如果报警就把视频发到网上。端木玲没有报警，但她的精神状态从那天起就彻底崩溃了。

“我不知道她会自杀，”马骏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空洞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过段时间她就会好。”

我没有说话。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在马骏脸上，他的嘴唇在发抖。

“她抓到你之后，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

马骏的眼神突然变得极其恐惧，像是想起了什么极度可怕的事情：“她……她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