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城北翠屏路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叫张志，说自己和朋友赵大年在翠屏山后山的小木屋喝酒，赵大年喝多了，他去山下买醒酒药，回来就发现人已经没气了。

值班民警赶到现场时，张志正蹲在木屋门口抽烟，脸色煞白，手指还在发抖。木屋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歪倒在折叠桌旁，嘴角有呕吐物痕迹，身边散落着几个啤酒罐和一瓶喝了大半的白酒。

法医初步判断，符合急性酒精中毒的特征。赵大年有长期酗酒史，这在派出所的调解记录里有据可查——上个月他因为酒后闹事被行政拘留过五天。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一个酒鬼把自己喝死了。

但刑侦大队的沈时砚觉得不对劲。

他是第二天上午看到卷宗的。不是因为案情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张志的口供里提到了一个细节：他和赵大年从晚上九点喝到凌晨一点，期间赵大年接了三个电话，都是同一个人打来的，一个姓杨的女人。

“杨晓。”张志说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平静得有些刻意，“赵大年的朋友。”

沈时砚派人去查杨晓，传回来的信息让他皱起了眉头。

杨晓，三十四岁，翠屏路“夜色”舞厅的舞女。三天前，她的另一个“朋友”胡忠，刚刚死于家中，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胡忠的妻子在外地，是杨晓报的警。

两个男人，三天之内接连死亡，都和同一个女人有关。

这已经不是巧合了。

沈时砚决定从胡忠的案子重新查起。

胡忠，四十七岁，经营一家小型建材店，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史。十一月十四日晚，他带杨晓回到自己位于城东的住处，次日凌晨突发心脏病死亡。杨晓的笔录说，她当时在卫生间洗澡，出来发现胡忠倒在客厅地上，已经没有呼吸。她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尸检报告显示，胡忠血液中含有大量酒精和一种名为地高辛的成分，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常用药物，但过量服用会导致心跳骤停。法医给出的结论是：死者本身有心脏病，大量饮酒后误服过量药物，诱发心源性猝死。

这个结论在程序上没有问题。地高辛是胡忠自己的药，药瓶上还有他的指纹。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痕迹或可疑的第三人痕迹。

但沈时砚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他反复看了三遍笔录，终于找到了那个让他不舒服的点：杨晓说她当时在洗澡。

十一月中旬，城东那片老旧小区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因为供暖管道检修而停热水三天。十四号到十六号，正好是停热水的日子。

没有人会在冷水里洗澡。

沈时砚调取了胡忠所住小区的监控。十四号晚上九点十二分，杨晓和胡忠一起进入单元楼。九点四十八分，杨晓独自下楼，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盒酸奶。十点零三分返回。

这个时间线在杨晓的笔录里完全没有提及。

沈时砚拿着监控截图去找便利店的收银员。收银员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对杨晓印象很深：“长得漂亮嘛，大晚上还化妆化得那么好。我记得她买完东西问了我一句，说附近哪家药店还开着。我说这么晚了都关门了，她就走了。”

沈时砚又去查了胡忠的购药记录。地高辛是处方药，胡忠每半个月在社区医院开一次，一次开十五片，每日一片。药瓶是十一月十日新开的，到十四号应该还剩十片。但现场发现的药瓶里只剩下两片。

八片地高辛，足够杀死一个成年人，更何况是一个已经喝了很多酒的心脏病患者。

杨晓被传唤到刑侦大队的时候，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灰色毛衣，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她的脸上带着舞女特有的那种疲惫，像是习惯了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得体的微笑。

沈时砚把监控截图推到她面前：“十四号晚上你下楼买了水之后，去找药店干什么？”

杨晓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恢复了正常：“我不记得了。”

“那我换个问题。”沈时砚把尸检报告翻开，“胡忠的胃内容物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地高辛，相当于一次服用了八片。你知道一个常年吃这个药的人，会不会不小心一次吃掉八片？”

杨晓沉默了很久。

沈时砚没有催促。他注意到杨晓的右手一直在摩挲左手腕上的一根红绳，红绳上系着一颗很小的转运珠，那种老庙黄金最便宜的款式，珠子已经磨得发亮。

“我女儿今年七岁。”杨晓忽然开口，声音很轻，“白血病。”

她说完这句话，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用尽了力气。

审讯室里的空气凝滞了几秒。

“胡忠答应给我五万块钱。”杨晓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天晚上他喝了酒，说改主意了，说我是出来卖的，不配拿他的钱。他说要让我在整个翠屏路混不下去。”

“所以你就在他的酒里下了地高辛。”

杨晓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她只是说：“我女儿在省儿童医院，住院费欠了四万七。再不交钱，就要停药了。”

沈时砚没有继续追问。他让人把杨晓带下去，自己坐在审讯室里抽了一根烟。他见过太多犯罪，有的是因为贪婪，有的是因为仇恨，有的是因为冲动。但有一种犯罪最让人喘不过气来——就是一个人被逼到墙角，除了犯罪没有任何出路。

胡忠的案子基本清晰了。但赵大年的案子呢？

沈时砚重新提审了张志。

张志，三十五岁，无固定职业，有过两次盗窃前科。他在赵大年死亡当晚的行踪看似天衣无缝：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和赵大年一起喝酒，凌晨一点零五分离开木屋下山买药，便利店监控拍到他一点二十一分进店，一点二十六分离开，一点四十分返回木屋并报警。

从时间上看，他没有作案条件。

但沈时砚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志买完药后，小票上显示他除了醒酒药还买了一包烟。但他回到木屋后报警时，嘴上的烟是已经抽了一半的。

从便利店到木屋，步行需要十五分钟。一根烟正常抽完的时间是五到七分钟。这意味着张志在离开便利店之后，并没有立刻返回木屋，而是在某个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

沈时砚带人重新勘查了从便利店到木屋的山路。在山路中段的一棵老槐树后面，他们找到了两个烟头，和一个被踩进泥土里的注射器。

注射器里残留的液体经过检验，含有高浓度胰岛素。

赵大年的真正死因不是酒精中毒。胰岛素过量注射会导致血糖骤降，引发昏迷和呼吸衰竭，症状和急性酒精中毒高度相似，尤其是在一个满身酒气的人身上，几乎没有医生会在没有专门检测的情况下发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