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晓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期使用胰岛素注射笔。杨晓的住处搜出了两支已经用过的胰岛素注射笔芯，上面的针头与现场发现的注射器针头型号吻合。
证据链条开始闭合，但方向却和沈时砚预想的完全相反。
他原本以为这是一起杨晓主导的连环杀人案。但现在看来，张志才是赵大年案的关键人物。而杨晓和张志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他不了解的联系。
答案在杨晓的第二次审讯中浮出水面。
“张志撞见了我。”杨晓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胡忠死的那天晚上，张志刚好来找胡忠要债，在门口看见我在收拾东西。胡忠就躺在客厅地上。”
张志没有报警。他第二天找到杨晓，开出了一个条件：帮他杀一个人。
“他说他和赵大年有仇，赵大年欠他钱不还，还打过他。他说只要我帮他把赵大年弄死，他就替我保守胡忠的秘密。”杨晓的嘴角扯了一下，“我没得选。”
张志的计划很周密。他安排杨晓在十一月十七日晚上给赵大年打了三个电话，制造出两人关系暧昧的假象，为后续编造“赵大年因感情问题酗酒”的动机做铺垫。真正的计划是让杨晓在酒里下安眠药，等赵大年昏睡后，由张志注射胰岛素。
但杨晓失手了。
十七号晚上，她在给赵大年倒酒的时候，被赵大年看见了药片。赵大年当场翻了桌子，骂她是张志派来害他的，还说要报警。杨晓仓皇逃离木屋，在山路上摔了一跤，膝盖上磕出一片淤青。
她以为自己完了。张志不会放过她，警察也会查到胡忠的事。
但第二天早上，她听说赵大年还是死了。张志一个人完成了计划。
沈时砚把胰岛素注射器的照片放在杨晓面前：“这个注射器是在山路上找到的。上面有张志的指纹，也有你的指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杨晓看着照片，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沈时砚后背发凉。
“意味着张志的计划成功了。”她说，“但我的计划也成功了。”
沈时砚盯着她的眼睛：“你的什么计划？”
杨晓没有回答。
案件进入收尾阶段后，沈时砚的手下在整理物证时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杨晓的手机里有一条定时发送的短信，收件人是她的母亲，发送时间设置在了十一月十八日凌晨三点——也就是赵大年死亡的那个时间段。
短信内容是一段话，像是一封遗书。
“妈，我对不起你和朵朵。我做了错事，张志逼我杀赵大年，我没做到，他不会放过我。我房间枕头底下有一份保险单，是我给自己买的，受益人是朵朵。保险公司的人说，我要是被人害了，朵朵能拿到五十万。妈，你帮我照顾好朵朵，让她好好治病。下辈子我再报答你。”
沈时砚拿着这份遗书去找杨晓。
这一次，杨晓没有沉默。
“十七号晚上我跑下山之后，知道自己死定了。不是死在张志手里，就是死在你们手里。”她抬起头，眼睛干涩，没有一滴泪，“但朵朵不能死。她才七岁，她还没看过大海。”
所以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把自己和胡忠的事、张志的胁迫、赵大年的死，全部写进了一封定时发送的邮件里，收件人是翠屏路派出所的公开邮箱。然后她回到木屋，准备用自己的死来终结这一切——让警察以为她是被张志灭口，让保险金顺利赔付给女儿。
“但你活下来了。”沈时砚说。
“因为我到木屋的时候，赵大年已经死了。张志不在，地上有那个注射器。”杨晓的声音低下去，“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死了，保险金要查很久。但如果我是被张志‘灭口’的，你们就会查得很快。”
她把注射器捡起来，擦掉了张志的指纹，印上了自己的。
然后她在木屋等到张志回来，假装一切如常。她知道张志会报警，会把赵大年的死伪装成酒精中毒。她也知道，一旦警方发现她的尸体，就会沿着她留下的线索查到张志头上。
但她没有来得及去死。
因为张志报警之后，警察来得太快了。她没能找到单独离开的机会。
沈时砚听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审讯室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最后说，“你本来只是一个从犯，在赵大年的案子里，你是被胁迫的，甚至可以争取免除处罚。但你故意在注射器上留下自己的指纹，故意销毁张志的指纹，你成了共犯。”
“我知道。”杨晓说。
“你为了五十万保险金，把自己从一个被胁迫者变成了杀人共犯。”
“不是为了五十万。”杨晓打断他，第一次露出了情绪，“是为了我女儿。五十万对我来说是坐牢，对她是活命。”
沈时砚没有再说话。
案件移送检察院那天，沈时砚去医院看了杨晓的女儿。小姑娘躺在病床上，戴着口罩，正在看一本图画书。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天线用胶布缠着，还在顽强地播放着少儿频道的节目。
杨晓的母亲坐在床边削苹果，老人的手一直在抖。
沈时砚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走廊很长，日光灯一盏接一盏地亮着，照得地面泛出冷白色的光。
他想起杨晓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这一辈子，没给过朵朵什么好东西。这五十万，是我唯一能给她的了。”
案子结了。卷宗归档的那天，沈时砚在结案报告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
“此案中，所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唯有一事无法写入卷宗——嫌疑人杨晓在被问及是否后悔时，沉默以对。”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又到了翠屏山起雾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