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太小的七八个孩子，可能还不太懂，只知道杨先生对他们好，他们也愿意听杨先生的话。但年龄稍大些的，几乎个个是在死命学。上完课后，只要没有事儿，就都会拿个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念念有词。

至于课堂打闹、调皮捣蛋这些，根本没有。

到了八月，教学差不多满一个月。杨浩慢慢看出了一些不对劲。

一百个学生虽然坐在同一间学堂里，却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拨。王村附近几个寨子的孩子坐在一起，远一些的挤在另一角。有几个寨子之间本就有田土之争、祖辈积怨，少年们虽然不敢在学堂打架，眼神里的隔阂却瞒不过人。

杨浩没有声张。他先把田满仓、赵永兴、李福、王大兴、王有田几个已经比较熟的学生找来，逐一问了情况。几个半大孩子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说了个大概——无非是哪个寨子和哪个寨子祖上打过架，谁的爹和谁的叔因为争水动过手。一代代传下来，连孩子们都学会了互相瞪眼。

问清楚后，杨浩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座位全部打散，故意让关系不好的学徒坐在一起；二是每天下午抽出一段时间，把所有人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分组比拼——识字抢答、算术接力、队列比赛，输的罚跑圈，赢得多的晚上加一个鸡蛋。

第一天分组比赛的时候，同组里互相看不顺眼的人宁可输了也不肯搭话。识字抢答，有人明明知道答案，就是憋着不说，眼睁睁看着自己队输掉，然后一起跑圈。

跑了两天，有人互相埋怨；跑了五六天，有人开始妥协——算术接力的时候，一个学生急得抓耳挠腮，旁边那个“仇人”实在忍不住，小声报了个数。两个人对视一眼，迅速别过脸去。但第二天，他们开始搭话了。

隔阂没能全部消掉，但裂痕开始慢慢合拢。

闲暇的时候，杨浩常和学生们坐在一起闲聊。不是先生训话的架势，就在田埂上、灶台边，想到什么说什么。

他问孤儿们想不想爸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爸妈说的。有人低头不说话，有人把脸别到一边，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他问后来的学生家里苦不苦，问他们家里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怎么还吃不饱饭。有人低头拧着手指，小声说家里交了租、交了捐，剩下的只够喝稀的。

他问他们对溺死女婴怎么看。有人小声说那是赔钱货，也有坐在角落的学生红着眼眶不吭声——他家里就溺过一个妹妹。

杨浩没有说对不对，而是问：“家里要是不那么穷，还会把孩子溺死吗？但是为什么大家家里都这么穷呢？”杨浩也没有给他们答案。

他还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告诉他们脚底下这片土地叫神州，山里山外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吃着不同的粮食，但骨子里流的是一样的血。

告诉他们洋人的船是铁的，用蒸汽就能推动——不用帆，不用桨，一个烟囱冒白烟，从淞州开到江口只要几天。告诉他们铁为什么能浮在水上，蒸汽是什么。

也会问为什么打雷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为什么月亮很亮的时候星星就少得可怜。

这些在后世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从他嘴里一句一句说出来，换来的是一片寂静。几十双眼睛盯着他，有的嘴巴半张着忘了合上，有的拧着眉头像在拼命理解，有的眼里全是困惑和震惊。

杨浩看着他们，笑了笑，没有多解释。心里却酸得厉害。

这些孩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一辈子没见过江上的轮船，不知道大地是圆的。他们的世界，就是寨子周围几十里地，再远的地方，连想都想象不出来。

为了激励学生，杨浩设置了月度奖励：识字最多、背诵最好、算数最快的，每人奖一百文钱。这笔钱在深山里不是小数目，能买几斤粗粮，够一家人省着吃几天。

更重要的是，这些半大孩子都清楚，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唯一能跳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机会。

学堂里的学风，越来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