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的是北京东城的分店。

北京东城店开业刚好四个月零七天。店面在东四北大街一栋九十年代建的老写字楼的一楼，门面朝南，门口有两棵槐树，树干很粗，需要两个人才能环抱。那两棵槐树移栽过来的时候是千禧年，二十多年长出了巨大的树冠，每到夏天遮住整个门面，让那家店成为东四北大街少数在盛夏不开空调也凉爽的地方。北京店的店长姓孙，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女医生，之前在省城总部的培训班上成绩一直排前五名，针灸手法很利落，林渡亲自考核过她三次。她来北京之前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的骨干医生，在省城回春培训中心待了四个月出来，分到了北京东城店。她的夫家在北京，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三年级，每天从东城到房子所在的六里屯通勤大约四十分钟。

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北京的春天很短，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空气里飘着杨絮，白花花地落在地上，像是一层薄薄的人造雪。杨絮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很轻，但落在鼻子里会让人痒，痒到打喷嚏——那天整个北京东城都打满了喷嚏。

来的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八岁，体型偏胖，脸很圆，脖子短而粗。他在旁边的一间写字楼里做行政工作。来的时候说头疼，后脑钝痛，持续大概三天了，吃过布洛芬但没明显效果。

孙店长按标准程序接待了他。先问诊——病人说除了头痛之外没有其他症状，没有呕吐，没有眩晕，没有肢体麻木。再量体温——三十六度五，正常。再查舌诊——舌苔微黄，偏腻，是痰湿体质的表现。又问了一句：您有没有高血压？

没有，病人说。

有没有其他病史？

应该没有，病人说。我身体挺好的。每年都体检，没什么问题。

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药？

就布洛芬——治头痛的。

孙店长点点头。她翻了一下病人的就诊登记表——上面的既往病史一栏是空的，过敏史一栏也是空的。她做出了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单纯的痰湿头痛，可以用针灸缓解。穴位选了风池、合谷、太冲、百会——百会在头顶，风池在颈后部，合谷和太冲在四肢手足上。

治疗开始了。孙店长的针刺技术很稳定，四针下去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分半钟。捻针的节奏也标准——风池用了泻法，太冲用了泻法，合谷平补平泻，百会留针不用捻。

病人说头不那么疼了。

然后，在留针大概八分钟的时候，病人忽然说：头更疼了——不对——他的话没有说完。他的身体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不是突然瘫倒，是一种很缓慢的滑落，像是积雪从屋檐上一点一点地往下坠。他的右侧嘴角在往下扯，右侧的上臂抬不起来了，右侧的腿也失去了支撑力。

孙店长拔出所有的针，叫前台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来的时候，病人已经陷入了浅昏迷状态。

在救护车上测的血压——收缩压二百一十，舒张压一百三十。这是高血压危象。CT检查结果——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出血量大概三十五毫升，中线结构轻微偏移。

病人被送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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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渡是在出事的当天下午接到电话的。他正在成都的一家店里准备开始下午的门诊，手机在诊疗台旁边的托盘上震动，屏幕上显示的是沈渡舟的名字。

北京出事了，沈渡舟的声音很紧——不是紧张到发抖的那种紧，是一种所有情绪都被压缩成了一条细线的紧。东城店的一个病人，在针灸治疗过程中脑出血送医了。

什么情况？

四十八岁男性，平时说自己没有高血压史。来店时自述头痛三天。孙店长接了诊，用了风池百会合谷太冲。病人当场发作，脑出血三十多毫升。

林渡沉默了很久。成都店的诊疗室很安静，空调在嗡嗡地响，窗外有鸟叫——是一只麻雀，蹲在走廊的栏杆上。他看着麻雀在阳光下把头转过去，又转过来，羽毛被风吹得微微竖起来。

孙店长没有测血压，他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没有，沈渡舟说。病历上写的——病人口述无高血压病史。她觉得不需要测。

这是我们的错，林渡说。

流程里有漏洞——

不是流程的错，林渡打断了他。是我的错。流程是我制定的。我漏掉了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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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里，林渡几乎没有睡觉。

第一天夜里，他从成都飞往北京。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的时候，他从手提包里拿出那本红皮笔记本，翻到了前面记录爷爷医案的那几页。那几页没有提到高血压——爷爷治疗的病人大多是乡下的农民，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也很少有血压计可以测量。爷爷靠脉诊判断气血盈亏——但如果一个人没测过血压，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那他来扎针的时候医生怎么防？

他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了一条新的规定：所有初次就诊的病人，无论主诉是什么，都必须测量血压。血压测量结果超过一百四十九十者，必须详细询问高血压史和用药史。收缩压超过一百六十者，暂停侵入性治疗，转诊心内科评估后再定方案。

这条规定后来被称为林渡三查中的第一查。

飞机在凌晨两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林渡没有去酒店，直接去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ICU在住院部的九楼，走廊很长，灯光是冷白色的，墙壁上的漆是淡蓝色的。ICU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病人的妻子，四十多岁，头发扎成一个马尾，马尾里有很多白头发。她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孩，是病人的儿子。男孩戴着眼镜，眼镜腿的螺丝松了，镜框歪歪地挂在鼻梁上。

林医生——病人的妻子看到林渡，身体往前冲了一步，但没有扑上来打他。她的拳头握在身体两侧，指甲掐进掌心里，整个人在发抖——不是哭的那种发抖，是愤怒被压住了往外渗的那种发抖。

对不起，林渡说。

对不起有用吗？她的声音炸开了。ICU外面的走廊很安静，她的声音在走廊里响得特别大，像是一个玻璃杯被摔碎在铺着大理石的地面上。我丈夫在里面——脑出血——医生说就算醒过来也可能瘫痪——你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不能让他站起来，林渡说。但我可以。

你可以？！女人的声调又高了两度。是你的店把他害成这样的！你还说你可以？！

是我的店，林渡说。我承认。全部责任在我。但请让我治他。

不可能！女人说。我不会让你再碰他一根汗毛！

她走了——拉着她儿子的袖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她的脚步很重，落地的时候每一脚都踩得很用力，好像要把整个走廊的地砖踩碎。

林渡站在ICU门口，透过那扇嵌着玻璃的钢门往里看。走廊尽头的一道墙后面就是重症病区，而那道墙的另一面，那个病人的头部淤着三十五毫升的血。ICU的门是不透明的钢门，中间嵌着一块长方形的防爆玻璃，玻璃很厚，用两边都可以看到的一条条金属丝网加固。透过那层玻璃能看到ICU内部——护士穿着绿色的手术衣在U形站的桌边记录数据，监护仪发出间断的嘀声。病人躺在靠窗第三床，脑出血的位置在左侧基底节区，在影像屏幕上的CT图像上，那三十五毫升的血显示出一种不均匀的灰色高密度影，像一团被挤压在海绵里的暗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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