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医生，他说。我去了广州，那边的病人不知道这双手是跟你学的。但我知道。他停了一拍。我去了以后不会让你失望。
林渡点点头。
马医生走了。诊疗室又变得安静起来。
林渡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六个人——六个熟悉的面孔——在门外的街上走远了。夕阳在他们身后拉出六条长长的影子，影子的轮廓清晰地映在灰色的柏油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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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首店开业时，正值广州的龙舟水季节。
街上的雨持续了三天，每一场雨都很猛——是那种突然扑下来的强降雨，几分钟内水位上涨到脚跟深。回春广州店的门口铺了一条防滑的麻布走道，周正国订的鲜花篮在雨中淋了两个小时，花瓣上全是水珠。
林渡是专门去的。沈渡舟也去了。
开业第一天，来的病人只有十七个。
第二天，十三个。
第三天，八个。
候诊区里空了大概四分之三，安静到能听到空调风从出风口吹出来的声音。周正国站在前台旁边，手里的计算器屏幕上一片空白——才开了三天，数字就一路往下掉，掉得叫人发慌。
广州和成都几乎同时开业的，沈渡舟站在广州店的候诊区正中央，看着那道空荡荡的长椅说。情况差不多——人流量都没有预期的大。可能是因为品牌在省外认知度还在爬坡期，也可能是——他走到前台的电脑前，看了一下当天的预约记录——只有八行。也可能是我们太急了。这次开业前后一共才准备了两个半月，市场预热没跟上。
林渡站在药柜旁，用右手的手指一段接一段地、像捻针一样从一个药材抽屉里捞出一味一味药——当归、川芎、赤芍、白术——放在称药的小天平上。他的手在雨中奔跑过的医生手中操作得很慢，像是一种惯性。
不快，他说。但要稳。
这就是慢，沈渡舟说。但慢不一定坏。
窗外雨停了。广州的天空变成了一种很淡的灰蓝色，云层在很高的地方移动，像是某种巨大的海洋在头顶缓慢地流。
林渡看着窗外，忽然想起韩老在省人医说的那句话——寻脉者不是一个人，是一根针。一根针怎么变成更多根针——这是他现在需要破解的问题。
他放下手里的药材，打电话回省城总部，花了四十分钟和培训中心主任确认了人才库的名单。名单上有一百二十个人的名字，都是过去三个月来参加培训的合格医生。这一百二十个人，每一个人他都亲自动过针教过。
这些人，他在电话里说，从下周开始，全部按批次派到外省店开展带教和支援。广州优先，两天内先派八个来。
收到。
电话挂了。
广东市场的转机在三个月后出现了——第一批在广州店治好的病人开始自发地口口相传。一个失眠三年的女孩治好了，告诉了同事；同事的妈妈风湿关节炎十年，腿疼到无法蹲下系鞋带，来扎了三次针，不疼了，告诉了她的棋友；棋友的哥哥中风后遗症三年，左腿跛着走进了店，一次治疗后跛的弧度减了大概三分之一。
口碑像一根很细的藤蔓，沿着广州城密集的人群缓慢但坚韧地攀爬出去。
三个月后，广州店的日接诊量从八人涨到了一百二十人。
成都同步推进——路上多了山城特有的坡路，成都人的体质和广州不同，湿气中带燥，需要调整药方里的润燥平衡。林渡给成都店长发了大概十四条微信，每一条里面都是一味药材的调整建议。
到年底的时候，全国的店面从两家扩展到了二十家。
每一家店他都去过。
他记得每一家店的位置——广州店在广州大道边上，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榕树；成都店在一个老小区旁边，门前有一截需要上台阶的青石坡；北京店在三环边上，对面是一家烤鸭店；上海店在老式弄堂的深处，门帘后有一面欧式白墙……
他坐过了无数的飞机和高铁，里程累积了将近五万公里。但他的手提包里始终装着两样东西——一包银针，那一枚磨得温旧的铜鹰勋章。
他说过他每天坐诊，但不是每天都用玄关。他只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复杂的病例时才开——因为他发现每一次大开之后，涌泉上的气会减弱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才慢慢恢复。爷爷说过：玄关是第三脉的最后一道门，大范围使用等于透支。他要把这扇门留给最难的不治之症，而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
那年冬天，省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林渡在回春总部的年终总结会上看到了一份数据：全年累计接诊三十七万八千六百二十人次，总有效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一以上，医疗事故率百分之零点零一五。二十家店，三百八十名医生，覆盖了十二个省份。
但他注意到的不是三十七万。他注意到的是数字背后的一个差值——按照每名医生平均每年接诊一千二百人换算，三百八十名医生只能覆盖四十五万六千个病人。而中国的慢性疑难杂症患者基数，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超过两亿人。
四十五万对两亿。
这个比例小到像是用一根针在一片深海的表面轻轻划过——划了一道水痕。水痕几秒钟就会消失，但海还在那里，没有变。
他把数据放在一旁，在红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字写得很小，用的是五年前韩老送他的那支钢笔。那支钢笔现在已经磨出了握位的凹痕，正好卡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
那行字是：三十七万八千六百二十。还有三十七个一百一十七万。
他把笔放回桌上。窗外省城的雪正在下，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花很细，从很高的天空降下来，落在地面上积不起来，化成一滴滴很小的水珠。但雪一直在下，没有停。
（第八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