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他哑着嗓子说，“做了个梦。”

小周护士递来热毛巾，他接过来盖在脸上，毛巾的温度让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晚，母亲用热毛巾给他擦脸，擦他哭花的脸，一边擦一边说：“男孩子家家的，哭什么哭。”

他真的没再哭了。从那以后，四十年，一滴眼泪都没掉过。哪怕母亲走的那天，他也只是跪在灵前，膝盖硌着硬水泥地，硌出两道紫印子。他没有哭，他答应过母亲不哭的。

“田先生？”小周护士轻轻取下他脸上的毛巾，“您还好吗？”

田猪朋重新躺好，盯着疗养舱透明的顶盖。外面是虚拟的阿尔卑斯山，雪终年不化，干净得让人心慌。“小周，”他忽然说，“你听过知了叫吗？”

“知了？”

“就是蝉。夏天的时候，叫起来没完没了，吵得人睡不着。”田猪朋说，“我以前住的地方，窗外有棵老槐树，一到夏天，知了就往死里叫。我嫌吵，拿竹竿去捅，捅下来好几只。后来我妈说，你别捅了，知了在地底下埋了十七年才爬出来，就叫一个夏天，叫完了就死了。”

小周护士安静地听着，没有接话。

“十七年啊。”田猪朋喃喃道，“埋在地底下，黑咕隆咚的，就为了叫那么一嗓子。”他顿了顿，“你说人是不是也这样？”

小周护士轻轻调低了疗养舱的温度，又替他掖了掖毯子。“田先生，您该休息了。”

田猪朋没有再说话。他闭上眼睛，听见疗养舱的嗡鸣声渐渐变成一种遥远的、燥热的嘶鸣，像无数只知了藏在看不见的树枝上，拼了命地叫。他忽然不那么讨厌那声音了。

他想，要是能再听一回就好了。就一回。坐在老槐树底下，母亲摇着蒲扇，碗里的绿豆汤还冒着热气，知了叫得震天响，叫得人耳朵发麻。那时候他觉得夏天怎么那么长，长得好像永远过不完。

现在他知道，没有什么是过不完的。夏天会完，知了会死，人也会。只是知了在地底下等了十七年，好歹叫了一个夏天。他呢？他在地面上活了五十三年，好像一声也没叫出来。

疗养舱的灯光完全熄灭了，只剩下一些微弱的指示灯，像萤火虫趴在透明的壁上。田猪朋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肝区的疼痛又隐隐浮上来，像退潮后重新漫上来的海水。他等着镇痛泵下一次给药，等着药效流遍全身，把他托举到一片没有痛苦的虚空中去。

阿尔卑斯的雪在黑暗中白得发蓝。他忽然想，等遗嘱签完，钱都捐出去了，他要跟小周护士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虚拟景观换成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要夏天的那种，有知了叫，有绿豆汤喝。

当然他知道，就算换成了，也终究是假的。但假的也好，假的比真的好，因为真的已经没了。老槐树在他出来打工第三年就被砍了，村里说要修路，树让了道。母亲打电话告诉他时，他正在工地上搬砖，满手是灰，只是“嗯”了一声。

现在想来，他应该多说几句的。应该问问树砍了之后，夏天还有没有知了叫。应该问问母亲，没了槐树荫，她还在不在院子里乘凉。

但他什么都没问。他挂了电话，继续搬砖，一块一块，码得整整齐齐。

像码一个谁也不会住进去的家。

田猪朋在梦里又回到了工地上，那年他三十出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安全帽扣在脑门上像一口倒扣的锅，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流进衣领里，把灰扑扑的汗衫洇成深色。他正在扎钢筋，手指粗的螺纹钢被太阳晒得烫手，隔着手套都能感觉到那股灼热。塔吊在头顶吱呀呀地转，吊臂的影子划过地面，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把工地切成明暗两半。

工友老李蹲在不远处抽烟，烟屁股叼在嘴角，被汗浸得发软。“猪朋，”老李喊他，“歇会儿，喝口水。”

田猪朋没停手。他想赶在午饭前把这排钢筋扎完，下午就能多挣半个工时。家里等着用钱，小禾该交学费了，虽然那学费他从来没能准时凑齐过，但总得想办法。

“你他妈就是个牛命。”老李吐了口烟，眯着眼看他，“牛干活还知道喘口气呢。”

田猪朋咧嘴笑了笑，没说话。他确实像头牛，闷着头往前拱，拱一天算一天。钢筋扎完了，他又去扛水泥，一百斤一袋的洋灰压在肩上，压得脊椎咯咯响。他扛了二十年水泥，从一百斤扛到五十斤都能压弯了腰，时间把他的脊梁一寸一寸啃矮了。

午饭是蹲在工棚外面吃的，盒饭里是白菜炖粉条，油星子浮在上面，亮晶晶的。田猪朋扒了两口，忽然觉得不对劲，胃里翻涌着往上顶，他跑到角落弯着腰干呕了好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有一口带血丝的唾沫。

“咋了？”老李端着饭盒跟过来，“中暑了？”

“没事。”田猪朋抹了把嘴，“可能早上吃坏了。”

老李看着他发青的脸色，没再说什么，只是从自己饭盒里夹了块肥肉放到他饭盒里。“补补。”

田猪朋没吃那块肥肉，他吃不下去。那天下午他还在扛水泥，一袋一袋，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扛起来，走过去，放下。太阳从头顶挪到西边，影子从脚下拖到身后，工地的探照灯亮起来的时候，他蹲在水泥堆后面，疼得缩成一团。肝区像塞了一块烧红的铁，从里面往外烙，他咬着自己的手背，咬出血来也不敢出声，怕工头听见了不让他上工。

那天晚上他去了工地旁边的小诊所，一个戴着厚眼镜的赤脚医生按了按他的肚子，皱了皱眉。“肝不太好啊，”医生说，“别再喝酒了，也别太累。去医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