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已经走了，工棚彻底空了。铁皮门半开着，风灌进去，带着一阵灰尘的霉味。田小禾走进工棚，一眼就看见了那个铺位。木板上的褥子没了，但枕头还在，是那种最便宜的荞麦壳枕，枕套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上面有一块深色的汗渍，像一幅抽象的地图。
她蹲下来，捡起那个枕头。荞麦壳在布套里沙沙作响，她捏了捏，感觉到枕头侧面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她拆开枕套，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打开来，是一张汇款单的存根。收款人写的是她的名字，金额两百元，日期是五年前她的生日。存根背面有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趴在床板上写的：小禾，生日快乐。爸。
她把那张存根攥在手里，攥了很久。她想起五年前那个生日，她正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手机响了，是银行到账短信，两百块。她看了一眼就删了，心想这么多年就两百块，打发叫花子呢。她不知道那两百块钱是怎么来的，不知道那是田猪朋扛了多少袋水泥才换来的。
田小禾站起来，把存根小心地叠好放进自己口袋里。她环顾这间工棚，十几张铁架床空着，床板有的已经翘起来了，地上散落着烟头和矿泉水瓶，墙角有半个没吃完的馒头，干得像石头。她想象父亲躺在这里的样子，蜷在窄窄的铺位上，听着旁边工友的鼾声，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她十六岁那年父母离婚，母亲带着她改嫁，继父姓刘。她改了姓，从田小禾变成了刘小禾。田猪朋没有争抚养权，他说他养不起。那时候她恨他，觉得他不要她了。后来长大了，知道不是不要，是要不起。但知道归知道，心里的那道坎还是过不去。她换了号码，不接他的电话，过年也不回去，把所有关于他的东西都收进一个纸箱子里塞到床底。
去年她结婚，没有通知他。婚礼很简单，在城中村的小饭馆摆了三桌，请了几个同事和男方的亲戚。那天晚上她喝了一点酒，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灯火，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父亲骑自行车带她去镇上赶集，她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满天飞。父亲说：“小禾抓稳了，爸要下坡了。”然后自行车呼啦一下冲下去，她尖叫着笑，把脸贴在父亲汗湿的背上。
那是她关于父亲最清楚的记忆。后来就模糊了，父亲越来越远，变成电话里一个疲惫的声音，变成短信里一句“钱收到了吗”，变成银行账户上每年准时出现又准时被她忽略的两百块钱。
她从工棚出来，在门口碰到了一个人。是个中年女人，穿着工地的蓝制服，戴着安全帽，像是工地留守的管理人员。“你是田猪朋的闺女？”女人问。
田小禾点了点头。
“你爸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在传达室放着。”女人带着她往传达室走，“你爸这人啊，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从不偷奸耍滑。我们工头说过好几次要给他涨工钱，他都说不用。后来有病了也不说，硬撑着干，最后那次差点倒在工地上。”
田小禾没说话，跟着女人进了传达室。墙角堆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田猪朋的全部家当：两件换洗的汗衫、一条灰裤子、一双解放鞋、一个搪瓷缸子、一张已经过期的身份证，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田小禾翻开那本字典，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照片是她七八岁的时候拍的，在镇上的照相馆里，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露了两颗门牙。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小禾七岁，爸永远爱你。
她认出来了，那是父亲的字迹。跟汇款单存根背面的一样，歪歪扭扭的，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她父亲只念到小学三年级，能写这么多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田小禾把照片和字典一起装进包里。她站起来，对那个女人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走出了工地。外面太阳很大，照得地面发白，她眯着眼睛，忽然觉得脸上湿了。她抬手一摸，摸到一手水。
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下坡，风呼呼地刮过耳朵，她搂着父亲的腰，把他的汗衫攥出两个小拳头印。父亲的后背那么宽，那么结实，像一个永远不会倒塌的山。
她蹲在工地的围墙外面哭出了声。路过的行人回头看她，她不管，她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个走丢了的孩子。
远处塔吊还在转，吊臂的影子划过地面，像一把巨大的剪刀。阳光照在工地的围挡上，照着那几个褪色的红字：安全第一，质量为本。围挡后面，老李刻在铺位木板上的那三个字还在，没有人看见，但它们在。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田小禾不知道那三个字。但她站起来擦干眼泪的时候，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她掏出手机，买了当天晚上回老家的火车票。她要回那个村子去看看，看看父亲长大的地方，看看那棵被砍掉的老槐树留下的树桩，看看母亲……看看她曾经叫做外婆的那个人的坟。
她把手机揣回兜里，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太阳在她背后，把她的影子往前推，长长的一道，像一条伸向远方的路。
田猪朋的葬礼很简单。遗嘱里写了，不要排场，不要花圈，不要哀乐。骨灰盒放在殡仪馆一个朝东的小格子里，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会照在上面。小周护士去了，代表疗养中心送了束白菊花。律师去了，念了遗嘱的最后几行字。田小禾去了，站在最远处，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压着帽檐，没有人认出来。
仪式结束之后，人都散了。田小禾走到那个格子前面，伸手摸了摸冰凉的金属门。门上有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田猪朋，1973-2026。五十三年，短得像一声叹息。
她把那本翻烂的《新华字典》放进格子里，紧挨着骨灰盒。字典里夹着那张照片，背面朝上，“小禾七岁，爸永远爱你”那行字对着她。她想了想，又把那张汇款单存根也放了进去，五年了，纸已经发黄发脆，折叠的地方裂开了一道口子。
“爸，”她对着那个小格子说，“我回家了。”
她说的家，是那个父亲长大的村子。火车坐了八个小时，又转了两次中巴，最后搭了一辆三轮蹦蹦才到。村子比她想象的小，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青瓦白墙的房子有些已经塌了，长满了杂草。村口确实有一个树桩，很粗，一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年轮一圈套着一圈，像一张张合不上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