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在他身后一寸一寸地碎掉了，像被风吹散的纸灰。梧桐树、杂货铺、修鞋摊，都在消融，变成一片模糊的金色光斑。田猪朋走在光斑中间，解放鞋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晒热的麦秸上。
他走啊走，走进一片无边无际的麦田。麦子熟了，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就掀起波浪。他站在麦浪中间，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偷鸡蛋的少年，趴在稻草堆里，闻着干草和鸡粪的味道，等着母亲喊他回家。
“猪朋——”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的，像是隔着几层纱布。“猪朋——回家吃饭了——”
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来了”，但嗓子哑着，发不出声音。麦浪涌过来，金黄的穗子擦过他的脸，痒痒的。他听见蝉鸣，密密麻麻的，从四面八方涌来，灌满他的耳朵。
他闭上眼睛，躺进了麦田里。麦秆在他身下铺成一张柔软的床，阳光暖烘烘地照着他，照进他的骨头里，把那颗钉在肝区的钉子融化了。他觉得自己在往上飘，飘过麦田，飘过老槐树的树桩，飘过工地的塔吊和水泥堆，飘过那条灰扑扑的老街。
“田先生？田先生？”小周护士的声音忽远忽近，“您的心率在下降，田先生？”
他不想回答。他正忙着听那些蝉鸣，一声一声，撕心裂肺的，拼命地叫。他想，要是能重活一回，他也要这样叫。管他好听不好听，管他有没有人听，先把那口气从胸腔里挤出来，变成声音，变成活着的证据。
但他没有力气叫了。他攒了五十三年的力气，早就在一袋一袋水泥里耗尽了。不过没关系，他至少还能听。听那些知了替他叫，替他喊，替他把憋了一辈子的话都喊出来。
蝉鸣越来越响，响得像要把天都掀翻了。田猪朋在响亮的蝉鸣里，轻轻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那口气从疗养舱的缝隙里逸出去，飘过虚拟的阿尔卑斯山和马尔代夫的海，飘过母亲馄饨铺子的热气，飘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树桩，最后落在某个夏天正午的稻草堆上。稻草堆里有个小孩，怀里揣着两个热乎乎的鸡蛋，听见母亲在外面喊：“猪朋！猪朋你出来！妈不打你了！”
小孩缩在稻草深处，憋着笑。蝉鸣震耳欲聋，阳光从稻草缝隙里漏进来，金灿灿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
他知道，只要他不出去，那个夏天就永远不会结束。
小周护士在疗养舱外站了很久。屏幕上的生命体征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笔直地横在那里，像一道沉默的边界。她没有立刻按呼叫铃，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田先生还没走远。她看见他的嘴角有一点极淡的弧度，那是一个她从未在这张脸上见过的表情——松弛的、坦然的，甚至带着一点狡黠，像一个偷到了糖的孩子。
值班医生来了，宣布了死亡时间。助手们开始按照流程处理后续事宜，拔管子、关设备、记录数据。疗养舱的透明舱盖缓缓升起，虚拟景观同时熄灭，阿尔卑斯的雪和马尔代夫的海同时消失，只剩下冷白色的医疗灯光打在田猪朋的脸上，把他最后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
小周护士站在一旁看着，忽然觉得田先生长得有点像她爷爷。她爷爷也是这个年纪走的，也是肝癌，也是瘦成一把骨头，最后那几天连粥都咽不下去。她爷爷走之前那天晚上，忽然有了精神，跟她说想吃荷包蛋。她去厨房煎了两个，端回来的时候爷爷已经睡着了，再也没醒过来。
她那时候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现在她看着田猪朋脸上那个浅淡的笑意，忽然想，是不是每个人走之前都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爷爷看见了荷包蛋，田先生看见了什么？
田猪朋的遗嘱是在他死前三天签署的，两千亿资产全部捐给了肝癌研究基金会。新闻发出去之后，网上吵翻了天。有人夸他是大善人，有人骂他是作秀，还有人扒出他以前在工地搬砖的照片，说这绝对是炒作团队精心设计的剧本，一个亿万富翁怎么可能在工地上干二十年。
真正的工地，在城南那片正在拆迁的旧工业区里。铁皮工棚还在，但已经空了，工头带着剩下的人搬到新工地去了，只有老李还住在那儿。老李的腰彻底坏了，干不动重活，工头给了他一笔遣散费，让他回老家去。老李说再待几天，收拾收拾东西。
那天傍晚老李正蹲在工棚门口抽烟，忽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拐进了工地。车停在工棚前面，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请问是李国富先生吗？”年轻人问。
老李站起来，腰疼得他龇了龇牙。“我是。”
“我是田猪朋先生的遗嘱执行律师，”年轻人递上名片，“田先生在遗嘱里给您留了一笔钱，请您签收。”
老李愣住了，烟屁股从嘴角掉下来，落在鞋面上。“多少钱？”
年轻人说了个数。老李又愣住了，这回愣得更久。那个数够他在老家盖一栋小楼，够他闺女读完大学还有剩。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堵了一团什么，半天才挤出一句：“他哪来那么多钱？”
“田先生生前的投资，”律师说，“具体细节我不便透露。这是支票，您收好。”
老李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手抖得像筛糠。他低头看着支票上那一串零，觉得眼前有点花。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支票染成暖融融的金色。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田猪朋躺在旁边的铺位上问：“老李，你说知了在地底下十七年就为了叫一个夏天，值吗？”
他那时候说：“值不值，那也得叫啊。”
现在他想，田猪朋那一声，终究是叫出来了。
老李把支票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回到工棚，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一个编织袋就能装完。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空荡荡的铺位，木板上的褥子撤走了，露出底下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老李凑近了看，发现是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回家吧。
字刻得很深，是用钉子或者什么尖东西一笔一划刻出来的。老李伸手摸了摸那几个字，指腹划过凹槽，粗糙的，扎手的。他不知道田猪朋是什么时候刻的，可能是某个睡不着的夜里，也可能是最后那次出院回来之后。他只知道田猪朋刻这几个字的时候，大概是真想回家了。
田猪朋走后的第七天，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工地门口。她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她在工棚外面站了很久，看着那排空掉的铁皮房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李把编织袋甩上肩膀，走出了工棚。外面天已经擦黑了，工地的探照灯没有开，只有远处城市的灯火映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铁皮房子，在暮色里沉默地蹲着，像一排等待被拆掉的骨头。
“走了。”老李对着空荡荡的工地说了一声，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然后他转过身，朝着车站的方向慢慢走去，腰弯着，一步一拖，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