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她说，“我想把姓改回来。”

刘建军愣了一下，挠了挠后脑勺：“改成啥？”

“田。”她说，“田小禾。”

刘建军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啊，你想改就改。明天去派出所问问手续。”

田小禾看着他，忽然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有一点像外婆。“你不问问为啥？”

“有啥好问的。”刘建军坐在她旁边，胳膊搭在她肩上，“那是你的事，你高兴就行。”

她把头靠在丈夫肩窝里，闻到一股油烟味。刘建军下午刚跑完最后一单外卖，汗衫领子还湿着。她以前嫌他身上味儿重，现在闻着却觉得踏实。她把铁皮盒子抱过来，打开给他看里面的照片。

“这是我外婆。”她指着那张辫子照片，“漂亮吧？”

刘建军看了看：“漂亮，跟你有点像。”

“这是我和外婆，三岁的时候。”她又翻出那张合照，“你看外婆笑得多开心，缺了一颗牙。”

刘建军“嗯”了一声，忽然说：“你爸给你留了东西没？”

田小禾摇摇头：“他就留了这本字典和这张照片，哦，还有这个。”她从铁皮盒子最底下摸出那张汇款单存根，“他每年给我打两百块钱，我从来没回过他。这是他最后一年打的，背面写了生日快乐。”

刘建军接过存根看了看，叠好还给她。“那你爸还挺惦记你的。”

田小禾没接话。她把那些照片重新理好放回铁皮盒子里，又把盒子放进衣柜最上层，跟她的冬被放在一起。她关上柜门的时候手指在柜门上停了一下，像是隔着木头摸了摸那些照片。

“建军，”她说，“我们搬个好点的房子吧。”

“咱哪有钱……”

“我有。”田小禾转过身来，“我攒了三万块钱，再加你攒的，应该够付个小套一的首付了。我算过，月供三千五，咱俩加把劲能撑住。”

刘建军睁大了眼睛：“你啥时候攒的三万？”

“慢慢攒的呗。”田小禾坐在床边，把脚踩在拖鞋上，“以前我觉得钱要攥在手里才踏实，舍不得花。现在我明白了，钱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攥在手里就是一张纸。”

她顿了顿，又说：“我爸一辈子就是攥着，啥都攥着，苦也攥着，病也攥着，连想我都不敢说，就每年打两百块钱。我要换个活法，我想住亮堂点的房子，想种一棵树，想生个孩子，想让他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他。”

刘建军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只是伸手搂住了她。她感觉到丈夫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拍了拍他的背：“好了好了，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灯关了，出租屋陷入黑暗。窗户外面那堵墙还是挡着光，但田小禾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却亮晃晃的，像一片麦田在太阳底下铺开。她翻了个身，把头埋进枕头里，闻着洗衣粉淡淡的香，忽然觉得很安心。

她想起外婆抱着她拍的那张照片，外婆缺了颗牙，笑得眯起眼睛，那种笑是完完全全的、不掺一点假的。她现在也笑了，在黑暗里，嘴唇弯起来，无声地弯起来，像弯弯的月牙。

第二年春天，田小禾搬了家。新房子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五十来平，朝南，客厅有扇大窗户，太阳从早照到晚。阳台上摆了四五个花盆，种了葱、香菜、薄荷，还有一株她从老家带回来的小槐树苗，拇指粗细，插在一个旧搪瓷盆里。

搬完家那天下午，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三月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像盖了一层薄毯子。她把那株槐树苗端起来看了看，根已经扎稳了，冒出了几片嫩绿的叶子，小小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她用手指碰了碰其中一片叶子，叶子颤了颤，又弹回来。

“长快点啊，”她说，“等你长大了，给你换个大的盆。”

槐树苗不会说话，只是把叶子摊得更开，贪婪地接着阳光。田小禾把盆子放回去，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她想起父亲小时候大概也种过什么，可能种过豆子，可能种过向日葵，趴在院子里的地上等着发芽，隔一会儿就去刨开土看一眼，被外婆追着打屁股：“种子都让你折腾死了！”

她笑出了声。笑完了，她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下面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未拨过的号码。号码备注是“爸”，存了三年了，是她从老李那里要来的。

她按下了拨号键。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响了几声之后，一个机械的女声说：“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田小禾把手机放下，看着槐树苗嫩绿嫩绿的叶子。她知道那个号码永远打不通了，但她还是存着。就像那个铁皮盒子里的照片，像汇款单存根背面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像工棚铺位木板上那三个深深的刻痕——它们都在，哪怕人已经不在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她看了一眼日期。四月三号，是父亲的生日。她以前从来不记这个日子，今年却鬼使神差地记住了，可能是在整理户口本的时候看到的，也可能是梦里外婆告诉她的。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一袋红糖。她把鸡蛋打进碗里，用筷子搅散，烧了一锅开水，把蛋液倒进去，用勺子轻轻一推，蛋花在沸水里散开，白嫩嫩的。她关了火，舀了一勺红糖进去，搅了搅，倒进一个蓝边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