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不跟他争。他蹲在树旁边，有时候蹲着蹲着就开始说话，跟树说，声音压得很低，赵满囤凑近了也听不见几句。只听见他说“……你那个问题，我想明白了”什么的，后头又嘟囔了几句，听不清了。

赵满囤摇摇头走了，心想李国富出去二十多年，脑子怕是不太好使了。

但老李自己知道，他脑子清楚得很。他是在跟田猪朋说话。那棵树就是田猪朋，至少是他留下来的一部分。他把田猪朋最后那句话刻在铺位木板上——“回家吧”——他也回了。回老家了，盖新楼了，种槐树了。他替田猪朋把没做完的事做了，把没回成的家回了。

有时候他蹲在树旁边，会想起工棚里那些夜晚。闷热的，嘈杂的，一屋子汗臭和鼾声。田猪朋躺在旁边的铺位上，半夜睁着眼睛问他：“你说咱们这辈子图个啥？”他那时候不知道咋答，现在知道了。

图个念想。图个在黑漆漆的地底下等着的那口气，等到有一天土松了，拼了命钻出来，哪怕就喊一声。喊完了就能安安稳稳地闭上眼睛，像一颗种子落进土里，等着下一季再发芽。

老李的新楼盖了四个月，入冬前搬进去了。二楼朝南那间大窗户果然敞亮，冬天太阳能从早上一直晒到下午，把整间屋子烤得暖融融的。他买了一床新被褥放在那间屋子的床上，枕头旁边搁了一包没拆封的烟和一只搪瓷缸子。

赵满囤来看新楼，转了一圈问：“你二楼整这么好，谁住？”

“留着。”老李说，“以后有人来住。”

“谁？”

“说不定呢。”老李含糊地搪塞过去，“万一哪天有人来呢。”

其实他知道没人会来。田猪朋已经没了，工地的工友各奔东西，几十年攒下的交情早就散在风里了。但他还是留了那间屋子，留了一床被褥、一包烟、一只搪瓷缸子。万一人来了呢？万一天黑之前有人敲门了呢？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李的腰疼得更厉害了，蹲不下去，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槐树旁边。树苗已经长到腰那么高了，光秃秃的枝丫伸着，像举着手的乞讨者。老李坐在小板凳上，裹着军大衣，跟光秃秃的槐树一起看天。

“春天快来了。”他说。

槐树举着手不说话。

老李又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回屋了。路过那间朝南的大房间时他停了一下，推开门看了看。太阳已经落山了，屋里暗下来了，新被褥整整齐齐地铺着，搪瓷缸子反着最后一点天光，银亮亮的。

他关上门，去灶台给自己下了碗面条。蒜汁和香油，跟赵满囤那天晚上给他端来的一样。他蹲在灶台边吸溜吸溜地吃，热气扑在脸上，暖暖的。

“猪朋，”他吃完最后一口面，抹了抹嘴，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过年了。你那边也有面条吃吧？”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槐树枝在风里吱嘎吱嘎地响。老李听着那声音，又给自己盛了碗面汤，端着坐在门槛上慢慢喝。月亮又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圆。他想，明年夏天这棵槐树就该长出叶子了，有荫凉了。他要在树底下放两张竹椅子，一张自己坐，一张空着。

空着就空着吧。有人来了就坐，没人来就放着，让阳光洒在上头，让风坐在上头，让知了从树枝上掉下来，落在竹椅子的坐面上，嗡嗡地震着翅膀叫。

那就等于有人坐了。老李想。

他喝完面汤，进屋躺下了。这回了自己的屋，自己的床，自己的被子，外面没有塔吊的吱呀声，没有货车的轰鸣声，只有风摇着光秃秃的槐树枝，吱嘎，吱嘎，像一首睡不着的摇篮曲。

老李裹紧被子翻了个身，把枕头拍软了塞进后颈下头。他闭上眼睛，忽然想起那年夏天在工棚里，田猪朋问他的那个夜晚。月光从铁皮屋顶的裂缝里漏进来，细得像一根针。田猪朋的声音在黑暗里浮着：“老李，你说知了在地底下十七年，就为了叫一个夏天。值吗？”

他那时候说：“值不值，那也得叫啊。”

现在他还是这个答案。他叫过了，虽然没叫响，但叫了。他在工地上喊过号子，他帮田猪朋垫过医药费，他在田猪朋死后替他收了那张支票回了老家盖了楼种了树。这些都是他的声音，粗哑的，不起眼的，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声音。

老李在黑暗中轻轻张了张嘴，发出一个微弱的气声，像一声叹，又像一声应。那个声音很快被夜晚吞没了，但它存在过，在某个准确的时间点，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嘴里流出去，汇进窗外的风声和树枝的吱嘎声里，混在一起，分不开了。

分不开就分不开吧。反正都是声音，都是活过的证据。

老李翻了个身，沉沉地睡过去了。梦里他又回到了工地，热，汗顺着脖子淌，塔吊吱呀呀地转。田猪朋蹲在不远处扎钢筋，背上的汗衫洇出一大片深色。他喊了一声：“猪朋，歇会儿。”

田猪朋回过头，朝他笑了笑，那笑在太阳底下晃了一下，亮亮的，然后他继续扎钢筋，一根一根码得整整齐齐。

老李也笑了。他在梦里找了个阴凉地方坐下来，等着田猪朋扎完那排钢筋，等着午饭的铃声响起来，等着这个夏天再长一点，长到他们还能再问一次那个问题。

值不值？

值得。

值。老李在梦里清清楚楚地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