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老李来接他，两个人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抽了根烟。秋天了，风有点凉，梧桐叶子哗啦啦地掉，落了一地金黄。

“回去还干？”老李问。

“干。”田猪朋说，“不干能咋的。”

老李沉默地抽完那根烟，把烟屁股摁灭在台阶上。“猪朋，你听我一句劝，别再扛水泥了。跟工头说说，换个轻省的活，看个仓库啥的。”

“看仓库一个月才几个钱？”田猪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回去上工。”

他又干了一年。从四十七岁干到四十八岁，从能扛一百斤到只能扛五十斤，从一天干十个小时到一天干六个小时。工头几次想辞他，老李在旁边说好话，说猪朋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差错，你让他走人心就散了。工头看在老李的面子上留着田猪朋，但工钱扣了三成。

那一年田猪朋回了一次家。母亲病了，肺炎，在镇卫生所输液。他买了夜里的火车票，硬座，坐了八个小时，到站的时候天还没亮。他走到家门口，看见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听见母亲在西屋里咳嗽。

“妈，”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咳嗽声停了。“猪朋？”母亲的声音哑着，“你怎么回来了？”

他走进去，看见母亲半靠在床头，脸色蜡黄，炕桌上放着一碗凉透了的粥。他摸了摸粥碗，冷得像石头。“怎么不热热再喝？”

“懒得动。”母亲说，“你吃了没？灶台上有面，我给你下碗面。”

“你躺着，我自己来。”

他去灶房生火，柴火是潮的，费了好大劲才点着。水开了，他下了把挂面，卧了个鸡蛋，想了想又切了几片白菜叶子进去。端着面回西屋的时候，母亲已经坐起来了，披着棉袄，枯瘦的手拢在袖子里。

“瘦了。”母亲看着他，“在外头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工地伙食还行。”他把面碗递过去，“你趁热吃。”

母亲接过碗，低头吃了几口，忽然说：“猪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田猪朋心里咯噔一下。“没有。”

“你骗不了我。”母亲抬起眼睛看他，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年轻时一样，“我是你妈。”

田猪朋蹲下来，蹲在炕沿边上，把脸埋在胳膊里。他听见母亲放下碗，用那双枯瘦的手轻轻摸他的头发，一下，两下，像小时候哄他睡觉那样。

“没事，”母亲说，“没事的。”

他的肩膀抖起来，把脸埋得更深了。他不想让母亲看见他的脸，但母亲什么都知道，母亲的手顺着他的头发摸到他的后颈，摸到他的背，那双手干枯而温热，像秋天的阳光落在身上。

“妈，”他闷着声音说，“我对不住你。”

“说啥傻话。”母亲的手停在他背上，“你是我儿子，有啥对得住对不住的。”

那天晚上他睡在西屋的炕上，母亲睡在里间。半夜他疼醒了，蜷着身子咬住被子角，不敢出声。他听见母亲在里间翻身，咳嗽了几声，又安静了。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块模糊的白。他盯着那块白，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和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半夜被噩梦惊醒，母亲就伸手过来拍拍他，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那歌谣他到现在还记得：“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母亲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睡意，拍着他的背，一遍一遍，直到他重新睡过去。

现在他疼得睡不着，却没有母亲的手伸过来拍他了。他只能自己咬着被子，等那一阵疼痛像潮水一样退下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母亲送他到村口，老槐树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年轮一圈一圈的，像一张无声的嘴。母亲站在树桩旁边，瘦小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猪朋，”母亲喊住他，“要是干不动了就回来。家里有地，饿不死。”

他背对着母亲摆了摆手，没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走了很远，拐过村口那个弯，他才停下来，蹲在路边干呕了好一阵。什么都没呕出来，只有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土路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四十九岁那年冬天，母亲走了。邻居打来电话，说走得挺安详，晚上睡下就没再醒过来。田猪朋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手里还攥着一袋水泥。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把水泥放下，走到工棚后面蹲下来。

他没有哭。他答应过母亲不哭的。

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工棚外面的水泥管子上，坐了大半夜。冬天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他抽完了半包烟，烟屁股扔了一地。他想，这下好了，彻底没家了。老家的屋顶不用修了，院子不用扫了，灶台不用生火了。那个等他回去的人没了。

他忽然想起那年偷鸡蛋的事。母亲满村子追他，他在稻草堆里睡着了，醒来时躺在床上，床头放着两个荷包蛋，红糖水的，甜得发腻。

“饿不饿？”母亲问他。

“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