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家村到镇上，再转汽车到县城，又换乘长途绿皮火车，一路辗转，一路颠簸。绿皮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浑浊，充斥着汗味、烟味、食物的味道。过道里、座椅下、行李架旁，全都挤满了外出务工的人，男女老少，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与对远方的期许。

猪闻焦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走出县城。他缩在车厢的角落，紧紧抱着自己的粗布包袱，眼神局促又好奇。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倒退，田野、村庄、楼房渐渐变换模样，从熟悉的乡村景致，慢慢变成陌生的城镇风光。他听不懂身边人的方言，也不敢主动搭话，只是默默看着窗外，心里七上八下。

同行的有村里几个早几年就外出打工的同乡，算是他的引路之人。一路上，同乡们偶尔会和他聊上几句，告诉他南方城市的情况，哪里好找活，哪里管吃管住，提醒他出门在外的各类规矩。这些话语，稍稍缓解了他内心的惶恐。

火车行驶了整整两天一夜，跨越千里山河，最终抵达了江南一座工业城市——江城。

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喧嚣扑面而来。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街道上人山人海，商铺林立，喇叭声、叫卖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得让人头晕目眩。

十五岁的猪闻焦站在车站广场上，手足无措。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脚下是打了补丁的布鞋，与周围穿着时髦、步履匆匆的城里人格格不入。抬头望着高耸的楼房，一眼望不到顶，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包袱，心底生出浓浓的自卑与茫然。

这就是大城市，和贫瘠安静的乡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同乡带着他穿过热闹的街道，往城市边缘的城郊走去。市中心繁华光鲜，可底层务工者，大多聚集在城郊的城中村、工业区周边。这里房租便宜，物价低廉，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密布，是外来打工人的聚集地。

城中村的巷子狭窄曲折，密密麻麻挤满了自建的矮楼，一栋挨着一栋，楼间距窄得几乎伸手就能碰到对面的墙壁。巷子深处污水横流，垃圾随意堆放，空气里混杂着难闻的气味。家家户户房门大开，人们进进出出，操着各地不同的方言，南腔北调交织在一起。

这里，是无数外来务工者在城市里的落脚点，也是他们临时的“家”。

同乡先把他安置在一间临时租住的民房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桌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家具。月租低廉，却也简陋到了极致。放下行囊，短暂休整之后，首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

对于一个只有十五岁、目不识丁、没有任何技术、唯有一身力气的少年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九十年代末的江城，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招工的地方不少，但正规工厂大多有年龄要求，最低也要十六周岁，而且很多岗位需要认识简单的文字，能看懂操作标识。猪闻焦年龄不够，又不识字，正规工厂的招工点，他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最初的几天，他跟着同乡穿梭在各个招工市场、工业区门口。烈日之下，他站在人群里，看着别人填表、面试，自己只能在一旁观望。招工的老板扫一眼他稚嫩的脸庞和土气的打扮，得知他不识字、年纪小，都纷纷摇头拒绝。

“太小了，我们不敢收，查起来要罚款的。”

“不认字可不行，车间里的机器标识都看不懂，出事谁负责？”

“去别处看看吧，我们这里不要纯苦力。”

一句句拒绝的话语，像冷水一样浇在猪闻焦的心上。他原本就忐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以为凭着一身力气就能活下去，可到了城市才明白，仅仅有力气，远远不够。

身上带来的几十块零钱，每天要拿出一部分用来买最便宜的馒头、咸菜果腹，钱一天天变少，工作却依旧没有着落。夜里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想家，想猪奶奶，也开始隐隐感到恐慌：难道自己刚出来，就要灰头土脸地回去？

同乡看着他着急，也跟着四处帮忙打听。最终，在城中村深处，找到了一家小型的建材搬运作坊。作坊老板是本地人，规矩不多，只看能不能干活，不查身份、不看学历，也不在乎年龄，唯一的要求就是肯吃苦、力气大。

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搬运水泥、沙子、砖块、石材等建筑材料。没有技术含量，纯粹的重体力活。工资按天结算，管两顿粗茶淡饭，没有宿舍，晚上依旧回租住的小屋休息。日薪不高，在当时的务工群体里，属于最低一档的薪资水平。

哪怕条件苛刻、工作繁重，走投无路的猪闻焦也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准时赶到了作坊。作坊场地不大，堆满了沉甸甸的建材，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水泥粉尘，吸入鼻腔里又干又痒。一起干活的都是来自各地的务工者，大多是中年汉子，个个身材魁梧，常年干重活，手上肩上都是厚厚的老茧。

老板简单交代了几句，便安排他开始干活。第一趟，是搬运袋装水泥。一袋水泥足足一百斤重，成年壮汉搬起来都要费些力气。猪闻焦咬着牙，学着旁人的样子，弯腰、起身，将水泥袋扛在肩头。

刚扛起来的瞬间，巨大的重量猛地压下来，肩膀一阵刺痛，双腿微微打颤。他强撑着站稳脚步，一步步往前挪。水泥粉尘不断往下落，落进头发里、衣领里、口鼻里，呛得他不停咳嗽，喉咙干得像是要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