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眼光像芒刺一样扎在他背上，让他坐立不安。

有一天他在庄口的石碾子旁边坐着抽烟，田勇——就是小时候说他爸死于“马上风”的那个田勇——走过来，蹲在他旁边，笑嘻嘻地问了一句：“田雷，听说你在镇上没干好事？”

田雷把烟掐了，站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田勇在身后笑了一声：“脾气还不小。”

田雷回到家，跟田寡妇说要出去打工。

田寡妇正在院子里喂鸡，闻言手里的瓢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地上撒玉米粒。母鸡们扑棱着翅膀围过来，争先恐后地啄食。一粒玉米滚到了田雷脚边，一只芦花鸡跑过来，歪着头看了看田雷，犹豫了一下，低头啄走了。

“去哪儿？”田寡妇问。

“不知道，先出去再说。”

“你不小了，自己的路自己走。”田寡妇把瓢里的最后一点玉米撒完，转过身看着田雷，“我管不了你，你也别指望我管你。但有一条——别像你爸那样。”

说到“你爸”两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轻了一些，像是这个词烫嘴。

田雷愣了一下。

田寡妇之前从不提雷毛，从来不在田雷面前提起那个男人的名字，仿佛他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田雷第一次从他妈嘴里听到关于他爸的只言片语。

“我爸……咋了？”田雷明知故问。

田寡妇没回答。

她把喂鸡的瓢搁在窗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进灶房去了。

灶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铁锅和锅铲碰撞的声响盖过了所有的对话。

田雷站在院子里，看着灶房门口飘出的油烟，愣了好一会儿。

过了几天，田雷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

还是那个编织袋，还是那几件换洗衣服。他这回连被子都没带，说是出去挣钱了买新的。田寡妇给他塞了两百块钱，又往他包里塞了一袋子烙饼，够他吃三四天的。烙饼是死面的，厚实，扛饿。

“走到哪都记住，”田寡妇站在篱笆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别作死。”

田雷这次没有回头。他扛着编织袋往前走，脚步很快，鞋底踩在土路上扬起一小片尘土。田庄的房屋在他身后渐渐变小，篱笆门、砖瓦房、院子里的母鸡，最后全部缩成了一团模糊的远景。

他先去了县城。

县城比镇上大得多，也乱得多。街道上人来人往，喇叭声、叫卖声、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搅在一起，震得人脑仁疼。田雷背着编织袋在街上走了半天，找了好几家店，人家一听说他没经验，都摇头不要。

有一家修摩托的铺子看他年轻，问了句“会修车吗”，田雷说会一点，老板让他试了试，看了两眼就摇头了：“你这不行，基本功太差了，干不了。”

田雷不服气，但也只能扛着编织袋继续找。

找了两天，钱花了不少，活儿没找着。他蹲在县城汽车站外面的台阶上，啃着田寡妇烙的饼，饼已经干了，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生疼。他啃着啃着，忽然想起赵小玲，想起在镇上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能吃到她卖的包子，热气腾腾的，咬一口肉汁能溅出来。

他把饼咽下去，灌了一口凉水，站起来。

他决定去省城。

田雷十九岁那年春天，到了省城。

省城对他来说简直大得不像话。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他没见过的东西。他背着编织袋从长途汽车站走出来，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站在出站口愣了半天，像一个被丢进大海里的旱鸭子，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

他身上只剩下不到一百块钱。

他必须先找到住的地方。

省城的城中村是外来打工者的大本营。田雷在火车站附近被一个举着“租房”牌子的中年妇女拦住了，跟着她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叫“八里村”的地方。八里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握手楼密密麻麻，楼和楼之间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上纵横交错，上面挂着晾晒的衣服和被褥，五颜六色的，像一面面破旧的万国旗。

租房的中年妇女把他领到一栋六层小楼的顶层，一个隔出来的小单间，大概六七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折叠桌，一个灯泡，没了。窗户对着对面的墙壁，伸手就能摸到对面的窗户。

“一个月三百，押一付一。”中年妇女说。

田雷摸了摸兜里仅剩的钱，咬了咬牙：“先住一个月。”

他交了房租，身上只剩不到二十块钱。

他必须马上找到工作。

他把编织袋往床上一扔，连口水都没喝，就出去找活儿了。

省城跟县城不一样，这儿活多，但人也多，竞争激烈。田雷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关系，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年轻，有一把子力气。

他在八里村附近的劳务市场转了三天，最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工资不高，一个月一千出头，管一顿午饭，不管住。但田雷没得选，他得吃饭，得活下去。

物流公司在城北的一个大仓库里，堆满了各种货物，从日用品到家电，什么都有。田雷的工作就是把货物从卡车上搬下来，分门别类码好，或者把货物装上要发走的卡车。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六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吃那顿免费的午饭。

活是真累。

那些箱子重的有四五十斤，田雷一天要搬几百个，上下卡车几百趟。第一天干完，他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腰像断了一样疼，两只手磨出了好几个血泡，有几个破了，渗出的血黏在手套上，脱手套的时候疼得他龇牙咧嘴。

但他咬着牙挺过来了。

他不能回去。回去就得种地，就得面对那些指指点点的眼光，就得听那些人说他跟他爸一样。

他不想跟他爸一样。

他拼命告诉自己，到了省城要重新开始，要好好干，要攒钱，要给田寡妇寄钱。他要活出个人样来，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看看，他田雷不是他爸。

他开始存钱了。

租的房子很小，能省则省，不吃早饭，午饭在公司吃，晚饭是一碗泡面加一个鸡蛋。他不买衣服，不买鞋，不抽烟，不喝酒，不去任何花钱的地方。

他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地涨，五百，一千，两千，心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但这种踏实感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省城也有“红玫瑰”。

确切地说，不是“红玫瑰”，是城中村里那些发廊、足浴店、按摩房。八里村的巷子里三步一家五步一个，粉红色的灯光从一个个低矮的门洞里透出来，照亮了潮湿的水泥地面。

田雷每天从物流公司回来，穿过八里村的巷子，那些灯光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往他眼里钻。他低着头快步走过去，把钥匙插进楼栋大门的锁孔里，咔嚓一声，门开了，他闪进去，把那些灯光关在身后。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他坚持了四个月。

四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他下班回来，走在八里村的巷子里。那天是周六，巷子里人格外多，那些粉红色的灯光格外亮，有几个女人坐在门口，穿着薄的透的衣服，正在跟路过的男人搭话。

田雷低着头走过去，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小帅哥，进来坐坐嘛。”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走了五步，他停了。

他站在那里，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瘦又长。四周是嘈杂的人声、音乐声、笑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了的泔水。

田雷站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了最近的那扇门。

那扇门后面的灯光，也是粉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