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厂材料送到督导组的第二天，孙连城被叫去说明一笔股权。

侯亮平把一张十多年前的职工股东名册放在桌上，手指压着最后一页。陈岩石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三行，持股数是一股，出资额一元。

“一个退休检察系统老干部，为什么会出现在企业股东名册里？”侯亮平问。

孙连城看过这张表。区里核验职工股时，它连同历史工商档案一起送来。陈岩石的一股不参与分红，没有实际出资凭证，备注写着“职工维权监督代表”。

“大风厂改制那会儿，职工怕手里的股权被私下划转，特意请陈老出面见证。企业为了让他合法列席股东会，名义给他登记了一股股权。”

“有对应的法律依据吗？”

“我不清楚。当年的企业经办人只说是内部特殊安排。”

“仅凭一元持股，就能代表全体职工？”

“自然不能。职工认可他的监督身份，不代表公司法赋予了他法定代表权限。”

侯亮平把另一份材料推过来：“这股股权后续有没有被质押过？”

“历史质押清单标注的是全体职工股打包质押，但附件里没有陈岩石的签字。目前银行、企业和职工三方，对质押的实际范围存在争议。”

“也就是说，他名下的这一股，大概率也牵涉在争议之内。”

“名册上确实登记在册，但股权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纳入质押范围，还得核查原始会议决议和授权文件才能确定。”

侯亮平看了孙连城一会儿：“你说话始终给自己留余地。”

“现有材料就只有这些，我只能据实陈述。”

“陈岩石有没有利用自身退休检察干部的身份，干预过大风厂的相关事务？”

“他打过市里、区里的公开办公电话，也专程来区里找过我对接。”

“找你具体谈了什么？”

“要求稳住职工股权、优先结清工人工资，反对简单粗暴处置厂区土地资产。”

“他有没有提及自己的股东身份？”

“提过。他称自己在股东名册上留有一股，有资格过问厂区事务。”

“你当时如何处置的？”

“我将他的诉求登记在案，列为利害关系人及退休干部的合理反映，具体事项交由国资、工商部门和法律顾问联合核验处理。”

侯亮平问：“他是直接打电话联系的你？”

“有一次打到我办公室，是区政府公开值班电话转接过来的。”

“普通工人也能直接打通区长办公室的电话？”

孙连城说：“理论上完全可以。但实际工作中，值班室会先甄别来电内容与人员身份，再决定是否上报转接。陈老自报身份后，电话自然更容易转到我这里。”

“这就是特权关系。”

“这只是身份带来的沟通便利。是否属于不当干预，要看他具体说了什么，以及我是否因他的诉求违规调整过决策。”

侯亮平把这句话记下来：“那你到底做了哪些调整？”

“我只是督促部门将职工股纳入专项核验范围，既没有叫停银行的合规处置，也没有确认陈岩石这一股的合法效力。后续暂停厂区处置，是基于现场维稳风险和市级协调意见，并非单凭他一通电话。”

“如果他不打这通电话，你还会核查这股股权吗？”

“职工代表已经提前提交了股东名册，核查工作照常推进。”

“工作进度会不会滞后？”

“可能会晚半天，也可能不受影响。”

侯亮平不喜欢“可能”这种模糊说辞。他要求孙连城按时间顺序说明所有接触：谁先提交名册，陈岩石何时来电，区里何时立项核验，暂停处置的会议何时召开。

孙连城没有凭记忆回答。他让秘书送来区政府收文登记、值班电话转办单和大风厂工作专班日志。记录显示，职工代表上午十点二十提交名册，陈岩石下午两点十三分来电，核验任务在上午十一点已经分发。

“所以他的电话，并非核验工作的启动原因。”孙连城说。

“但大概率会提升你们对这件事的重视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