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断可以成立，但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能够量化证明重视程度的提升幅度。”

侯亮平又问：“陈岩石有没有提过祁同伟？”

“没有。”

“有没有说过自己能联系省里领导协调此事？”

“他只说会持续向上反映问题，从未提及具体对接的领导。”

“你和祁同伟私下讨论过大风厂事务吗？”

“市级风险调度会上，他以省公安厅长的身份，询问过厂区现场秩序和易燃物管控情况，全程没有涉及股权问题。”

“私下交流过吗？”

“没有。”

侯亮平在笔记上画了一道横线。他原本想知道大风厂、陈岩石和省级干部之间是否存在一条非正式协调链。现有材料只证明陈岩石凭旧身份更容易打通电话，也证明孙连城收到电话以前，区里已经开始处理职工股。

现有材料只能把“通电话”和“区里启动股权处理”并列出来，暂时没有一份文件证明前者改变了后者。

询问转到一股本身。督导组认为，名义持股可能掩盖利益输送；区里法律顾问认为，一元且不分红，缺乏实际财产利益，但仍可能形成公司法上的权利争议；银行则主张当年质押覆盖职工股整体，不承认个别股东可以事后退出。

侯亮平让人调来当年的工商变更档案。档案里只有加盖企业公章的股东名册，没有陈岩石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一元出资收据。承办登记人员已经退休，电话里只记得大风厂那次一次性报了很多职工股东，材料由企业统一提交，窗口按当时要求作形式审查。

“没有身份证佐证、没有出资收据，当初为什么能顺利登记备案？”侯亮平问。

区市场监管部门人员解释，当年职工持股登记做法并不统一，企业内部名册与工商备案范围也有差异。这份材料究竟是正式股东备案，还是随改制材料存档，需核对当年登记事项和档案目录，不能只看它放在工商卷里。

“一份存档十多年的官方档案，如今连自身的备案性质都无法确定？”

“档案只能证明机关当年确实收存了这份表格。至于它能否单独作为股权确权依据，属于后续法律层面的评判范畴。”

孙连城听着，没有插话。侯亮平想从一张表找到清楚的权力关系，市场监管部门却又把问题推回企业决议、出资和本人意思表示。每多一份材料，事实没有更简单，只是少了一种可以轻易下结论的办法。

侯亮平又要求核查陈岩石是否因这一股获得过分红、补偿、会议津贴或其他利益。区财政、企业账和历次补偿表均未发现记录。陈岩石参加过三次职工协调会，交通和餐费由他自行承担。大风厂保存的一张签到表在他名字后写着“老检察长”，不是“股东代表”。

“这个称呼，足以说明众人愿意听他的根源。”侯亮平说。

孙连城回答：“只能证明他有威望，不能证明他谋取过钱财利益。”

“这不是退掉一元股就能了结的事。”孙连城说，“必须先厘清股东身份、股权来源、质押决议效力，以及陈岩石是否具备合法授权。”

侯亮平问：“你个人倾向于如何处置？”

“我不做主观倾向，一切以核验结果为准。”

“你是区长，不是档案保管员。”

“区长能把控工作时限，却没法凭空补全工商档案缺失的手续与签字。”

侯亮平靠在椅背上：“大风厂险些酿成重大事故，你没有任何担当作为；陈岩石一通电话打到你办公室，你声称不影响最终结果；如今这一股股权登记在他名下，你又一味坐等核验。孙区长，你是不是觉得把所有事情拆分剥离，就没人需要承担责任？”

孙连城看着他：“我拆分核查，是为了精准界定每个人的权责边界。若是笼统归结成所谓关系网，最后只会空留态度评判，没人能落实具体责任。”

询问结束后，孙连城在笔录上改了两处。一处把“陈岩石以股东身份要求区政府保住大风厂”改成“陈岩石自称名册登记股东，要求核验职工股并反对未经核实处置”；另一处把“祁同伟过问大风厂”改成“祁同伟在市级风险调度会上询问公共安全事项”。

侯亮平同意修改，但在工作意见里写：陈岩石利用退休干部影响力直接联系区政府属实，是否构成不当干预需结合后续处置结果判断。

孙连城签完字，问能不能带走一份笔录副本。对方说按规定不能带，他便把修改内容和询问时间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

离开前，侯亮平问：“普通工人打电话找书记，真的能打通、有人对接吗？”

孙连城停在门口：“电话能打通，但未必能转到主要领导手里。陈老的电话可以直达，只因为他不是普通工人。”

“所以你承认他动用了特殊关系。”

“我只承认，不同身份的人，渠道通达度本就不一样。”

这句话当天就被写进督导组摘要。传到陈岩石那里时，只剩了更短的一句：孙连城说，你不是普通工人。

孙连城后来才知道，摘要还删掉了前一句——公开电话理论上人人能打。两句话放在一起，是一个不平等但可核对的现实；只剩后一句，就像他在嘲讽一个替工人说话的老人。

他没有打电话解释。解释会让一句被截短的话继续流转。他只让办公室把完整笔录、值班转办单和职工代表先行提交名册的时间放进同一份目录。

目录第一页只列三个时间点：职工代表十点二十交表，区里十一点分发核验任务，陈岩石十四点十三分来电。谁想把那通电话写成行动起点，翻开第一页就得先跨过这三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