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追逃协作组收到境外通报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十三分。

值班民警周正把传真页从机器里取出来，先数页码，再核验发件编号。通报一共五页，正文只有两页，后面附着现场提取物品清单和一张模糊的证件照片。照片上的证件不是护照，只是一张印着外文姓名的临时居留卡。

卡上照片与丁义珍相似，出生年份相同，拼写却少了一个字母。

周正没有在值班记录里写“丁义珍死亡”。他写的是：境外协作渠道转来疑似对象情况，请求开展基础身份比对。

五点前，他调出丁义珍的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和通缉协查资料。身高接近，年龄相符，左眉附近的旧伤特征在境外材料里没有提到；随身物品中有一张使用化名登记的电话卡，号码曾在丁义珍出逃后的关联核查中短暂出现，但没有形成直接归属证明。

证据一项一项靠近同一个人，却还没有哪一项能独立叫出他的名字。

天亮后，协作组负责人召集小会。法医联络员、出入境人员和负责汉东线索的民警都到了。

“境外那边初步判断死因是什么？”负责人问。

法医联络员翻着译文：“初步研判存在外力致死嫌疑，但暂无正式司法鉴定报告。当地仍在侦办案件，完整检验材料暂时无法提供。”

“指纹比对结果呢？”

“指纹已现场提取，对方仅发来比对申请，未提供原始数据。我们无法跨系统重新开展鉴定核验。”

“DNA检测进度？”

“需要国内亲缘样本，同时走完正式司法协作流程，目前尚未启动。”

负责汉东线索的民警说：“丁义珍家属可以配合提供样本。”

负责人摇头：“暂时不要惊动家属。当前身份材料，达不到官方确认的标准。按流程发起比对，汉东只推送基础档案，严禁提及死亡相关结论。”

有人问：“督导组已经多次追问进度，我们该如何答复？”

“如实回复收到疑似线索、正在核验。答复分三层写清：我方接收的材料、现已比对出的重合点、目前无法佐证的待定事实。”

九点二十分，第一份内部核查意见形成。周正逐字检查，把同事写的“死者即在逃人员丁义珍”改成“疑似死者与在逃人员丁义珍具有多项一致特征”。又把“遭他杀”改成“境外初步材料提示可能涉及刑事案件”。

同事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基本八九不离十了。”

“大概率吻合是主观判断，不是法定结论。”

“那总得给汉东方面一个明确态度。”

“可以告知线索可信度极高，但不能直接定性身份确认。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上午十一点，汉东方面的视频会接通。公安、检察机关和督导组都有人参加。侯亮平坐在屏幕正中，开门见山：“能否确认丁义珍已经死亡？”

协作组负责人说：“目前仅能判定死亡线索高度可信。想要正式确认身份，仍需境外司法机关出具合规文件，完成国内全套资料核验。”

“高度可信，具体可信到什么程度？”

“这不是概率判定。目前重合特征包含年龄、外貌、活动区域、关联手机号，但我们未获取可独立复核的原始指纹数据，也没有DNA鉴定定论。”

“死因有没有定论？”

“当地初步侦查指向刑事涉案可能，正式鉴定结果尚未出具。”

侯亮平问：“现有证据，能否指向赵家涉案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