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老三接到电话时，正在给父亲换病房。

医院走廊里推车来回穿过，护士催她在陪护单上签字。电话那头的人没有报名字，只问她方不方便说话。她看了一眼半掩的病房门，走到消防通道，才说：“你讲。”

“丁义珍还在四处找人。”

“找什么人？”

“谁都接触。他说汉东这边有人要把他推出去顶罪，还扬言自己手里攥着东西。”

赵家老三把陪护单折成两半，夹在指间。“他具体吐露什么了？”

“没有实质内容。他现在见人就留半句悬念，摆明了是在等有人上门开价。”

“等于什么都没说。”

对方停了停：“三姐，这种人最棘手的，从来不是已经说出口的话，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会胡乱爆出什么。”

赵家老三没有反驳。

丁义珍离开汉东以后，赵家最初把他当成一件需要安置的旧麻烦。他们替他找了落脚处，给过一笔足以闭嘴的钱，也让人转达过边界：不要联系汉东，不要向外证明自己还有价值。那时丁义珍答应得很好，甚至说只想活着。

可一个人一旦把“我知道很多”当成护身符，就会不断寻找听众。听众越多，他越相信自己不能被放弃；越怕被放弃，他越要证明自己值得留下。

“他想要多少钱？”她问。

“这次他没直接要钱。他想换个新落脚地，还要求见能真正做主的人。”

“在他眼里，谁算是能做主的？”

“只要有人肯出面见他，他就觉得自己还有利用的门路。”

病房里传来父亲的咳嗽。赵家老三隔着门上的玻璃，看见护工把床头摇高。父亲年轻时最讨厌别人拿困难讲条件，说一件事既然答应了，就要办到底。可这些年，替赵家办过事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能“到底”的事却越来越少。

她让电话那头的人等消息，自己先回病房。父亲问是谁打来，她说公司的人。父亲没有再问，只指着桌上的老花镜，让她把当天的报纸递过来。

报纸内页有一条汉东干部会议的消息。沙瑞金的名字在第一段，祁同伟的名字在后面，丁义珍没有出现。赵家老三把版面翻过去，父亲却说：“刚才那一页。”

她只好翻回来。

“汉东最近不太平？”父亲问。

“换了新书记，难免要整顿调整。”

“别把人事调动当成小事。位置换了，从前的人情、承诺，就都换了主人。”

赵家老三笑了一下：“您安心养病，这些事自有旁人处理。”

父亲戴上眼镜，看了她一眼：“你开口说有人管，我就知道，没人愿意出头担责。”

下午，赵家几个人在城西一处会所见面。没有秘书，没有记录，也没有人提父亲的名字。窗帘没有完全拉上，院里新栽的竹子被风吹得碰在玻璃上。

老大先问：“消息属实？”

赵家老三说：“他确实在四处攀关系、找出路，具体掌握多少内情，我们无从判断。”

“情况不明，就不能贸然下定论。”

“等彻底摸清底细，恐怕一切都来不及了。”

坐在角落里的堂兄说：“再给他一笔钱，把他打发得远一些。”

赵家老三看向他：“多远才算安全？他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落脚地点，是笃定手里的旧事能反复换取好处。”

“那就找人把他看住。”

“看多久？一年，十年？谁来盯守？日后看管他的人，会不会变成又一个需要收尾的隐患？”

屋里没人接话。

老大点了一支烟，又很快按灭。“他手里到底捏着什么东西？”

“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赵家老三说，“我们不确定他掌握多少真相，也分不清他话语的真假。但只要外界认定他手里有料，就一定会顺着他深挖到底。”

“汉东那边，有人私下接触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