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昌明一早收到两份报告。 第一份由侯亮平签字，题目是《关于汉东省检察机关配合中央督导工作有关问题的情况反映》。第二份是陈海写的补充说明，没有题目，只有六页时间记录和四份附件复印件。 两份材料说的是同一天、同一间材料室，读起来却像两个不同的汉东。 侯亮平写，关键卷宗调取受到反复拖延，个别负责同志以内部程序为由削弱督导效率，对重大案件缺乏政治敏感性。陈海写，九点十七分提出调取，九点四十二分获得电话授权，十一点五十八分完成第一批十二卷清点，延时原因包括卷宗范围不明、保密地点无法登记和附件页码复核。 季昌明在“政治敏感性”下面划了一道线，又在“电话授权”旁边写下经办人的名字。 上午十点，陈海先来。

“材料我看过了。”季昌明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督导组的初衷是推进工作，你守住卷宗安全也没错。眼下最要紧的是统一思想，别让工作分歧演变成个人矛盾。”

陈海没有接这句话。他把昨天补签的联合调取说明放到桌上：“季检，以后调取同类材料，我们到底遵照哪套口径执行？”

“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特事具体怎么办理？谁发起调取、谁负责审批、哪些手续可以后置、最晚补齐时限是多久？”

季昌明看着他：“你没必要把所有工作问题，都逼成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基层办案每天都要做取舍。没有统一明确的口径，大家只能揣测，猜领导当下更看重办案速度，还是程序责任。”

“速度和责任，两头都要兼顾。”

“一旦两者发生冲突，该优先服从哪一项？”

季昌明端起杯子，没有喝。他当然知道陈海问的是什么。前天院里要求所有对外接触统一登记，昨天督导组要求重要线索直接报送；一边强调属地责任，一边强调防止消息泄漏。两份通知都盖着章，都没有写冲突时谁优先。

“中央督导工作是当前大局。”他说。

“那就请出具书面意见。今后督导组调取卷宗，优先遵从督导要求，院内流程手续统一后置补齐。我严格按此执行。”

季昌明放下杯子：“工作不能这么片面笼统。督导组也要尊重司法办案的客观规律。”

“所以我才要明确权责边界。”

“陈海，你也是老办案人员了，工作不能只靠书面条文推着走。遇到分歧，多主动沟通协调。”

“昨天我们沟通协调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却被定性为配合不力。”

“他的措辞不妥，我会提醒纠正。”

“那后续卷宗调取的执行口径，该如何界定？”

季昌明翻了翻桌上的说明：“暂时按个案灵活协商处理，重大事项第一时间向我报备。”

“什么样的情况，算作重大事项？”

“这个分寸，需要你自己把握判断。”

陈海沉默下来。他来以前就猜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可真正听见时，还是觉得屋里的空气往下沉。领导把判断留给下级，并不等于放权；很多时候，只是把将来解释判断的权力留在自己手里。

“季检，”他问，“组织当下的正式书面意见，到底以哪一份为准？”

季昌明的眉头皱了一下：“你这话带着情绪。”

“我只是在确认后续工作的执行依据。”

“组织的各项意见不会自相矛盾，你们面对的只是不同层面的工作要求。”

“可落地执行时，两套要求会在同一时间、同一项工作上直接冲突。”

季昌明没有再讲道理，只说下午开协调会，让陈海把意见带到会上，不要在私下扩大分歧。

陈海离开后不到十分钟，侯亮平进来。他没有带厚材料，只拿着那份情况反映。

“季检，陈海的问题不是单次登记的争执。”他说，“他对督导组的每一项工作要求，都先质疑权限、预设我们越权。长此以往，督导工作根本没法正常推进。”

季昌明重复了刚才的话：“你的工作初衷没问题，陈海重视程序合规也有必要。大家办案目标一致，不要把工作分歧上升为个人对立。”

侯亮平笑了笑：“我没有掺杂个人情绪，只是如实向组织报告工作隐患。”

“‘大局意识不足’这类定性评价，措辞还是要慎重。”

“我记录的都是客观工作表现。”

“评价要全面公允。昨天的卷宗，最后不也顺利调取完成了吗？”

“代价是原定询问计划全部打乱。更关键的是，汉东内部有人把法定程序，当成了阻碍督导工作的围墙。今天我能突破流程推进工作，日后关键线索落在他手里，他刻意隐瞒、不予配合怎么办？”

“陈海不会隐瞒任何案件线索。”

“您凭什么笃定这点？”

“凭我多年对本院干部的了解。”

侯亮平把报告向前推了半寸：“我也希望您的判断没错。但督导工作不能寄托于主观预判。丁义珍至今失联，境外传回的线索还在核查。我们必须尽快撕开案件突破口。”

季昌明听出“境外消息”四个字，却没有追问。消息既然还在核实，现在问，只会让侯亮平再说一次保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