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来筛选。”

“我来挑，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刻意筛选内容、限制你的核查范围？”

侯亮平抬眼看他。这一次，他没有笑。

最后确定的办法是整卷调取十二卷，另外二十三卷复制指定页，剩余材料暂不移动。每一份复制件加盖骑缝章，原件仍留在材料室。这样做比直接封走全部卷宗多用了近两个小时，也让下午原定的两次询问不得不顺延。

侯亮平把顺延记在随身本上。陈海看见了，没有解释。原定下午接受询问的一名证人已经到楼下，得知改期后要求报销返程车费；另一名证人的律师则说，下次能否到场要重新排时间。办公室把两项情况都记进当天变更单，原因栏没有写“程序拖延”，只写卷宗交接尚未完成。

清点到第七卷时，值班员发现一张附件目录的页码与实页不符。侯亮平立刻让人停下。

“什么时候缺页的？”

值班员脸色发白：“不是缺页。目录登记三十八页，后续补充材料另起页码，实际总计四十一页，卷尾备考表有专门说明。”

侯亮平翻到最后，果然看见两年前补录的三行字。他没有道歉，只让随行人员把这一项也记下来。

陈海说：“可以记录疑点，但要把备考表的说明一并登记，完整留档。”

“怎么记录，我心里有数。”

“刚才短短半分钟，我们三个人都以为材料少了。你也亲眼看到，片面判断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侯亮平啪地合上卷宗：“所以我才要把这些材料，交到可信的人手里保管。”

“可信度，不能由持有材料的人自我证明。”

两个人隔着清点台对视。值班员把新的页数写进回执，刻意放轻了笔画。

中午十二点二十，第一批材料装车。封装袋没有走后门，而是从办公楼侧门出去，院办公室的人全程跟到临时保密点。陈海站在台阶上，确认车辆编号也写进交接附件，才转身回楼。

回楼前，值班员追出来，把登记簿递给他。她担心今天这次特殊交接会被算成自己的差错，想请陈海在备注栏写一句“按领导要求办理”。陈海没有写。他让她把每一个实际动作照实记下：谁提出封存，谁清点，谁签收，哪一项经过电话请示。若只写“领导要求”，看似有人替她担责，真正复核时反而没人说得清是哪位领导、要求过什么。

值班员低声问：“以后调取材料，每次都要这么繁琐吗？”

“后续统一按成型的书面制度执行。”

“要是一直没有出台书面制度呢？”

陈海看了一眼已经驶出院门的车：“那就把每一次无制度可依的特殊操作，全部记录存档。”

侯亮平没有走。他把陈海叫进临时办公室，桌上已经放着一份工作情况记录。

“你今日多次阻碍督导组调取材料，延误核查工作。”他说。

“请把‘阻碍’改为‘依规履行交接流程’。”

“这份工作记录，由我据实撰写。”

“那请附上我的个人异议说明。”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附一张纸，就能避开所有责任？”

陈海拿起空白意见页：“该我担的责任，我绝不推脱。但责任要落在具体行为上，不能落在你的主观定性上。”

侯亮平靠回椅背：“中央督导组核查涉密风险材料，你却花两个小时反复证明你的档案柜有多安全。陈海，这叫配合工作吗？”

陈海把纸铺平，一笔一画写下时间、电话请示、清点方式和发现页码差异的经过。写完，他才抬头。

“你可以讲究保密，但不能让档案柜替你承担保密责任。”

侯亮平盯着他：“什么意思？”

“材料存放地点可以保密，但经手调取的人员轨迹、交接流程，不能模糊消失。保密守住的是案件内容，不是人为规避责任。”

下午一点零五分，陈海在情况记录后签了字，并注明“对配合不力的定性有异议”。

侯亮平随后补了一行：陈海同志程序意识较强，但大局意识和紧迫意识不足，对督导工作存在消极抵触。

那张纸被夹进督导组第一周的工作汇总里。材料接收表的最下方是侯亮平的签名，情况记录的最后一行则是“大局意识和紧迫意识不足”。

同一天下午，两种字迹一起进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