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亦可收起两张工作单，转身出门。走廊里，老周还在等她的消息。

“接下来听哪边的指令？”老周问。

陆亦可把两张纸卷在一起：“优先执行书面指令。如果两份都是正式书面通知，那就整合任务、统一核查。”

那辆停在路边的车重新开了起来。四十二分钟已经追不回来，但从这一刻开始，至少每一道指令会先留下自己来过的痕迹。

下午，陆亦可和老周终于见到了姚老板。

他们没有去公司大堂，而是按预约在园区物业的小会议室见面。姚老板进门时带了律师，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到底要配合多少组调查？”

陆亦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姚老板把手机放在桌上。上午九点多，他的秘书接到过一个自称反贪局工作人员的预约电话，十点左右又接到另一个。两个电话都没说案情，但已经足够让公司里的人猜了一个上午。

老周的脸色不太好看。按陆亦可的要求，综合处的车虽然停了，但预约电话已经打出去，收不回来。

“从现在开始，只有我们这一组对接、核实你的情况。”陆亦可将自己的工作证件和书面通知放到桌上，“今天只是常规核实，不会对你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你可以让律师全程陪同，遇到不清楚的问题，如实说明即可。”

姚老板看完通知，没有立刻放松：“可我的合作方知道你们反复上门核查，会怎么想？”

“这次重复联络给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会如实写进工作记录。”

“写进记录又有什么用？”

“至少日后有人声称本次核查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时，这份记录可以作为依据。”

这句话让姚老板把后背靠回椅子。

接下来的核实并没有得到突破。姚老板承认与丁义珍在几场公开活动上见过，也通过开发区工作人员递交过项目材料，但他提供的行程记录与现有材料能够对上，没有显示丁义珍失联前与他单独会面。

律师每遇到一个时间问题，都要先翻记录。这使询问变得很慢，但也避免了几个凭印象给出的答案。

中途，姚老板的秘书敲门送来一份取消会面的通知。原定下午来谈项目的外地合作方，听说公司一早接到两个反贪部门电话，临时要求改期。

姚老板把通知推给陆亦可：“我全力配合你们调查。可合作方不会等你们出结论，今天不来，以后还能不能合作，谁都说不准。”

陆亦可没有承诺帮他挽回生意，也没有用“清者自清”安慰他。她让老周把取消通知的形成时间、对方来电时间和秘书的原话都附在记录后面。

“这事儿和丁义珍的案子有关吗？”老周问。

“不一定关联案情，但和我们的办案方式直接相关。”陆亦可说，“如实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证明不该查，是让后续下达指令的人清楚，重复核查、反复联络，是有实际代价的。”

老周把这段影响单独列在询问记录之外，没有混进姚老板的证言。陆亦可又让他注明，项目会议取消是合作方的自主决定，目前只能确认发生在两次预约电话之后，不能直接定性为办案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么写，姚老板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推卸责任？”

“该认的是我们工作重复、联络不当的问题，不该认的是把合作方的所有商业决策，都归到我们头上。”

老周低头补完最后一行，把笔录递给姚老板阅看。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在“会议取消”后面加了两个字：暂时。

两个小时后，陆亦可在记录最后写下：暂未发现其与丁义珍出逃存在直接联系，需对项目材料交接人继续核实。

走出物业楼时，老周说：“忙活了一整天，一点实质性结果都没有。”

“没有查出关联，本身就是核查结果。”

“督导组恐怕不会这么认为。”

陆亦可回到局里时，天已经黑了。她将记录同时报给陈海和督导组。侯亮平看完，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拖到下午才完成约谈？”

她把上午那四十二分钟的工作延误记录附在后面。

侯亮平没有评价重复联系已经对姚老板造成的实际影响，只在自己的工作本上写了一句：汉东反贪局习惯用程序稀释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