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考察比第一次细得多。

周处长没有再从履历问起，先翻出一个多月前那封亲属信访件。属地核查和驻厅纪检组的材料已经回来：祁小军拖欠材料款属实，资质使用存在需要主管部门处理的问题；另有两名亲属的事项已经按线索移交；也有几个人只是普通生活困难，没有发现利用祁同伟职务直接获取非法利益。

“你后来见过祁小军吗？”周处长问。

“没有。”

“家里人来找过你？”

“有，通过秘书约过。我让他们按核查渠道说明。”

“有人说你又安排了同乡到山水集团工作。”

“有一个人去下属物业参加公开招聘，先试工，后来按岗位标准签了普通合同。我没有给企业打过招呼要求录用。”

周处长抬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程度做初筛时记过生活困难的人，后续秘书核了结果。涉及企业录用，我只确认有没有因为我的关系破坏用工规则。”

“程度为什么做初筛？”

祁同伟没有把这件事包装成多大的廉政行动，只说自己发现身边有人习惯替亲属打听情况，所以要求先把已公开的投诉、欠债和生活困难分开，不使用侦查措施。

“为什么让程度做？”

“他最了解过去哪些人找过我，也最容易替我多办一步。让他把边界重新走一遍，比换一个完全不知道情况的人更有用。”

周处长没有评价，只把这句话记下来。后面又问到省厅工作、跨省协查和基层警力，问题比第一次更具体。比如某地连续两次申请省厅直接增援，祁同伟为什么只批了临时力量、没有长期增编；又比如最近一项跨省协查为什么把原定三天时限改成分阶段反馈。祁同伟没有用“工作需要”四个字一概带过，把当时的条件和后来发现的问题都讲了。

周处长还问了一个更难答的问题：“你最近主动减少了一些亲属和企业层面的非正式联系，会不会影响过去形成的工作关系？”

祁同伟没有说“不会”。

“会。”他说，“有些人过去习惯了先找我、再找程序。现在让他们先走程序，短期会觉得我变了。但工作关系如果只能靠私人方便维持，本身就不稳。”

“赵立春同志调走以后，这种变化是不是更明显？”

“有影响。”祁同伟承认，“老领导在的时候，有些事情大家默认能协调。人调走以后，原来默认的东西本来也该重新看。”

周处长没有顺着问赵家，只翻到下一页。

谈到一处曾经由他本人直接拍板的事项时，周处长问：“如果再来一次，还会不会这么定？”

“会更早让分管和法制出意见。”祁同伟说，“最后我签字，但不能因为我觉得快，就让下面只补手续。”

这句话不完全讨巧。承认过去的工作方式有问题，远不如说“情况特殊、处置及时”好听。祁同伟还是说了。因为他能感觉出来，这一轮已经不是单纯看履历，而是在看一个准备往前使用的干部现在怎么做事。

谈话进行到一半，山水集团那边的风险会也开了。

会议室墙上贴着大风厂的完整图。财务、法务、项目公司把过去几年拆开的材料第一次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职工股权、蔡成功债务、土地使用、银行质押、后续开发，单独拿一条出来都有人能解释，全部叠在一起以后，最先变的是财务负责人的脸色。

“最坏情况？”高小琴问。

法务说，如果职工股权转让程序被集中挑战，后续质押和土地处置都会被拖进去；合同官司不一定输，但诉讼、停工、安置、舆情同时出现时，很难再把它当普通商业纠纷。

财务给出的数字更直观：“现在退出，已经投入的资金、重组成本和未来收益，保守损失三个亿以上。银行如果同步收紧授信，还要再准备现金缺口。”

项目负责人听到这里仍然反对：“前面的脏活累活都做完了，现在退等于给别人铺路。哪个地产项目没点历史问题？”

“所以今天只谈这个项目。”高小琴说，“不是把所有有风险的业务都扔掉。”

“那为什么偏偏大风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