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祝第三天带着自己的律师回了集团。

协议改了七处，真正卡住交易的是两条：工作许可正式办妥后才交付全部资料；妻子签证如果办不下来，交易自动终止。集团律师逐条核完，高小琴没有在这两点上硬压。

“就这么签？”刘庆祝自己反而不踏实。

“你要的是能走，不是给自己换一层新的控制。”高小琴说，“能执行就签。”

刘庆祝签完，只交了一份清单：保险箱编号、资料种类、数量。真正的账仍留在原处。

接下来一个多月，事情没有因为协议签下就突然解决。

境外公司的人事往返补材料，工作许可来回改了两次，妻子的家属文件也缺过证明。刘庆祝照常到集团上班，照常参加预算会，有部门报销凭证不齐，他仍当着一屋子人的面退回去让重做。财务部只知道刘总可能离职，没人知道他晚上跟律师在核什么协议。

高小琴也没把这一个多月只用来等许可。她让山水集团开始分业务梳理：正常经营继续，手续能补的限期整改，需要长期靠临时打招呼才能推进的先停新增。她没有一夜之间切断所有旧项目，因为那样银行和赵家第二天就会知道公司在做大撤退。

大风厂的风险图在这期间越拉越厚。项目公司仍然按原合同运转，但新增安保、新增垫资都被要求先报。财务部抱怨审批慢了，项目负责人几次问是不是高总准备放弃光明峰，高小琴都只让他们把风险和现金流继续算。

祁同伟这边也没闲着。亲属核查没有随着第一轮考察结束就停。祁小军开始按分期还材料款，涉嫌犯罪的两个人进入正常程序，祁春梅在物业试工满月后转成普通合同工。程度汇报时总爱把“都处理好了”说在前面，祁同伟每次都问一句：“有没有谁因为是我亲戚，被多照顾或者少处理？”

程度一开始嫌烦，后来汇报材料里自己加了一栏“处理依据”。

第一轮考察没有马上给出任何职位结论。组织部门正常听意见、补材料，省里关于新书记的人事消息仍在传。小周有时从别的厅局秘书那里听到一句“这次可能快了”，回来会试探着告诉祁同伟，祁只问消息是不是正式渠道。不是，就放下。

他并没有因此装作不在乎。该补的工作材料照补，该参加的谈话照参加，自己的履历和成绩也照样认真准备；去高育良那里时，也不再只问老师能不能替他说上话，而是把跨省协查、基层警力和重复报警这些实际问题往下做。副省长的位置仍旧值得争，只是他不再把每天的情绪都绑在“今天有没有人递话”上。

高育良看得出来，但没有夸。

有一次祁同伟拿着一份基层警务调整建议过去，高育良翻完只问：“你这是准备长期做，还是准备给组织部看？”

祁同伟说：“先做，组织部愿意看再看。”

高育良“嗯”了一声，把其中一项明显铺得过大的试点划掉：“那就别一口吃三省。先把汉东自己能做的做出来。”

祁同伟没有争。

一个多月后，刘庆祝的许可和家属签证终于下来。交接安排在银行附近的律师事务所，双方律师和一名会计师在场，没有公安，没有山水集团保卫。刘庆祝在银行工作人员陪同下打开保险箱，把手写账、复制凭证和存储盘拿出来。东西真正放到桌上的那一刻，他的手一直有点抖。会计师只按清单核数量和完整性，没有当场追问里面涉及谁，律师也没有把任何一页拿起来审他。

价款按协议进入刘庆祝账户。他一个人在银行外面坐了十几分钟，才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还在抱怨辞职手续、国外房子和买菜方不方便，问他为什么只盯工资，不问水电燃气。刘庆祝以前最嫌这些琐碎，那天却一句句听着，甚至记下妻子问的公交和超市。

几天后，两人一起离开京州。境外公司按正常流程接机、入职。落地那天下着小雨，妻子嫌航班餐难吃，到了公寓又嫌厨房太小，拉着他先研究燃气怎么开。刘庆祝鼓捣半天没弄明白，最后还是房东电话里教。夫妻俩因为一个灶台忙了快半小时，他反而笑得比在京州这几个月都轻松。

入职第一天，人事让他们留一张到岗照片。照片里身后全是没拆的纸箱，桌上摆着两杯便利店咖啡。高小琴在汉东办公室看到的，就是这张再普通不过的照片。

财务负责人问要不要让境外公司定期报他的行踪。

“报劳动合同履约。”高小琴说，“他几点出门、跟谁吃饭，不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