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禾打听来的消息在沈鸢心里扎了根，连着几天都挥之不去。

城南刘氏，丧葬费二十两，死去的证人是父亲案子里的人。这些碎片拼在一起，隐隐约约勾勒出一个轮廓——父亲的案子，没有那么干净。证人死了，谢渊出了丧葬费。是善后，还是封口？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不能只靠青禾一个人去查。

青禾毕竟是个小丫头，能打听到的都是府里的闲言碎语，真正要紧的东西，她碰不到。沈鸢需要另一个渠道，一个不在谢府、不在太后视线里的人。

她想到了一个人。

父亲旧日的一个门生，姓方，叫方砚秋。沈鸢记得这个人——她十来岁的时候，方砚秋来过家里几次，瘦瘦高高的，说话带一点南方口音，见了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叫“老师”。父亲说这个人有才气，但性子太直，不适合在官场待。

后来父亲出事了。方砚秋的下落，她不知道。但青禾打听到，方砚秋没有离开京城，在东城的巷子里开了一间私塾，靠教几个孩童读书糊口。

沈鸢决定去找他。

出府不是件容易的事。谢夫人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意出门。但她想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机会——谢渊那日要去城外的军营议事，早出晚归，一整天都不在府里。

她换了一身素净的衣裳，没有戴任何首饰，只带了一把伞和几两碎银。她让青禾留在府里，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她在午睡，不许打扰。

“夫人要去哪里？”青禾脸色发白。

“出去走走。”沈鸢说，“傍晚前回来。”

青禾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问了一句：“夫人不带奴婢去吗？”

“不带。”

沈鸢从角门出了谢府。角门平时没人走，守门的老头正打瞌睡，她轻轻拉开门闩，闪身出去，没有惊动任何人。

东城的巷子又窄又深，两边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黄色的土坯。地上坑坑洼洼的，积着昨夜的雨水，踩上去溅起泥点子。沈鸢走了一会儿，终于在一条巷子的尽头看见了一扇破旧的木门，门楣上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匾额，写着“方氏私塾”四个字。

她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过了一会儿，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男子站在门口。他瘦了很多，脸上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和沈鸢记忆中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判若两人。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亮，带着一股子不肯低头的倔强。

方砚秋看见她，愣住了。

“你是……”他眯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瞳孔猛地放大，“你是沈家的阿鸢？”

沈鸢点了点头。

“方先生。”

方砚秋的脸上的表情变化了好几次——惊讶、难以置信、然后是警惕。他往门外看了一眼，确定没有别人，才侧身让出一个缝：“进来，快进来。”

沈鸢闪身进去，方砚秋迅速关上了门。

院子很小，堆着几摞旧书和杂乱的柴火。正屋里摆着几张歪歪扭扭的桌椅，桌上摊着几本翻旧了的书，角落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几个字——“人之初，性本善”。

方砚秋把她领进里屋，给她倒了一碗水。碗是粗瓷的，缺口处被磨得光滑。他自己没有坐下，只是站在窗边，时不时往外看一眼，像是在提防什么。

“你怎么找到我的？”他问，声音压得很低。

“打听的。”沈鸢说，“我想问你一些事。”

方砚秋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愧疚，也有一丝说不清的畏惧。

“你问。”他说。

“我父亲的案子，”沈鸢直截了当，“你知道多少？”

方砚秋沉默了很久。他靠在墙上，仰头看着屋顶的横梁，上面结着蛛网，在风里轻轻晃。

“老师的案子，”他终于开口，“水很深。”

和青禾打听来的一样。沈鸢没有打断他，等他继续说。

“弹劾老师的人是谢渊，但设局的人不是他。”方砚秋说，“证据来得太快了，快得不正常。户部的账本、经手的证人、老师的亲笔供词——三天之内全部到位。三天，你知道三天意味着什么吗？”

沈鸢握着碗沿的手收紧了。

“意味着有人早就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只等一个时机。”

“是谁？”

方砚秋转过头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悲哀的光。

“阿鸢，你真的不知道吗？”

沈鸢咬着嘴唇。

她知道。从新婚夜谢渊说出那句“没那么简单”开始，从太后在她耳边说“哀家把你给他，不是让你享福的”开始，从周嬷嬷在汤里下毒开始——她就知道。

但她不想承认。

因为承认了，就意味着她恨错了人。恨错了人，她这一年的恨，算什么？

“太后。”她低声说出了这个名字。

方砚秋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只是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很重，像是把这几年的压抑都吐了出来。

“老师是被太后除掉的，”他说，“因为老师知道得太多了。至于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师出事之前一个月，曾经进宫面圣，出来的时候脸色很差。我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了一句：‘朝堂上的事，少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