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后的第二天一早，福伯就来了。

他拄着那根黑漆拐杖，不紧不慢地走进院子，身后跟着两个小厮，怀里各抱着一摞厚厚的册子。两个小厮把册子放在桌案上，叠起来足有两尺高，整整齐齐的，像一堵矮墙。

“夫人，”福伯行了礼，面色平静地说，“这是府里去岁的账册，请夫人过目。相爷说，府中内务，从今日起由夫人掌管。”

沈鸢看了一眼那堆册子，又看了一眼福伯。

“福伯管了多少年了？”

“回夫人，三十四年。”

“那继续管着便是。”沈鸢坐下，语气随意，“我刚来，什么都不懂，管也是添乱。”

福伯没有接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扎了根的老树。他的沉默不是退让，是一种耐心的等待——等你把客气话说完，然后该做的事还是得做。

沈鸢看了他一眼，知道推不掉了。

“放下吧，我慢慢看。”

福伯点了点头，带着小厮退了出去。

青禾端着茶进来，看见那一摞册子，倒吸了一口气：“这么多！夫人要看到什么时候去？”

沈鸢没回答，拿起最上面一本，翻开。

册子是手工装订的，用的是上好的宣纸，封面上写着“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用度”的字样，字迹工整，和《谢府事宜》上的是同一笔迹——应该是福伯的手笔。

她从头翻起。

第一页是总目，分为“食”“衣”“住”“行”“杂”“俸”“赏”七大类，每一类下面又细分若干小项。食：米、面、油、盐、菜、肉、茶、酒……衣：四季衣裳、鞋袜、布料……住：修缮、木工、瓦工……

每一条后面都写着数字，多少银两，多少铜钱，精确到文。

沈鸢看了一页，又看了一页。

她不是不会看账本。父亲在世时，家中的账目是母亲管的，母亲教过她。后来家道中落，教坊司虽然不用她自己花钱，但她学会了一个道理——钱是最不会骗人的东西。

一个人把钱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

谢府的开支，比她想象的要少得多。

一个当朝首辅，三朝元老，年俸加上各种赏赐，少说也有几千两。可账上的支出，每月不过百余两。除开府中三十多口人的月钱和吃穿用度，谢渊自己的花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买字画，不买古玩，不添置新衣——账上“衣”这一项，去年一整年，他只做了两套朝服、两件道袍。朝服是官制，必须要做。道袍是旧的穿破了才做新的。

沈鸢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好一会儿。

她想起新婚那夜谢渊掀盖头时的样子——那身衣裳是旧的还是新的？她记不清了。她只记得他站在烛光里，鬓发微霜，凤目沉沉。

一个权倾朝野的首辅，活得像个清官。

可他弹劾了父亲。他让父亲下了狱，上了吊。

清官就不会犯错吗？清官就不会害人吗？

沈鸢把目光从账册上移开，看向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树影在地上摇摇晃晃。她看了几秒，又低下头，继续翻。

翻到“杂”这一项，她忽然停住了。

去年腊月，城外粥棚施粥，支银五十两。

去年秋天，城南书院捐书，支银三十两。

去年春天，北境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支银二百两。

这些支出不在常规开销里，每一笔后面都标注了“相爷特批”四个字。

沈鸢的目光在“北境抚恤”那条上停了很久。

北境。阵亡。

她想起青禾说的话——“战死了。六年前，在北境。”

谢无咎死在那里。六年后，谢渊还在往那里送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