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岸派了三组人，用了五天时间，联系上了那十二个被代签火化的工人中的七个家属。

七个家属分散在四个省份。沈岸让我跟着其中一组，去了最近的——城郊的一个村子。死者叫王建国，四十二岁，瓦工。死亡时间是两年前，城北工地，死因写的是“意外坠落”。

王建国的妻子叫刘秀芬，在村里开一个小卖部。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往货架上摆方便面。看到沈岸的警官证，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方便面掉在地上，摔碎了。

“王建国的案子，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沈岸把死亡证明和火化记录的复印件放在柜台上，“你丈夫的遗体，你最后见到是什么时候？”

刘秀芬的眼圈红了。“在殡仪馆。他们让我看了一眼，就拉走了。说不能久留。”

“火化同意书是你签的吗？”

“是。他们让我签的。我签了。”

沈岸把火化同意书的复印件推过去。“这是你签的字吗？”

刘秀芬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摇头。“不是。我的字不是这样的。我写‘刘’字的时候，最后一笔是往上勾的。这个字没有勾。”

“那你签的是什么？”

“他们让我在一张白纸上签了名字。说回去帮我填。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签了。”刘秀芬擦了擦眼睛，“后来赔偿金下来了，六万。我觉得不对劲，但不知道找谁问。”

“你丈夫的遗体，火化的时候你在场吗？”

“不在。他们说火化的时候家属不能看。给了我一个骨灰盒，我就带回来了。”

沈岸看了我一眼。我站在小卖部的门口，看着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方便面。王建国的骨灰盒，可能就在这个小卖部后面的屋子里，放在某个柜子上。

“刘大姐，”我说，“你丈夫的骨灰盒还在吗？”

“在。放在家里堂屋的条案上。”

“我们能看看吗？”

刘秀芬带着我们去了她家。堂屋的条案上放着一个深色的骨灰盒，前面摆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方脸，浓眉，笑的时候嘴角往一边歪。

我把手放在骨灰盒上。碎片画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