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夜阑的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顾宅时，天色已经暗了。

母亲累了一天，早早就歇下了。二哥也回了屋，说要理一理白天在锦云家铺子里谈的那些账目。我一个人坐在窗前，没有点灯，月光从窗棂漏进来，薄薄一层，铺在桌面上，像水。

我把那把小木刀从枕下摸出来。

刀柄上的“清漪”两个字，在月光里看不太清，我用手指去摸，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可每一刀都刻得很深。我想象着他在边关的营房里，低着头，一刀一刀地刻。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酸酸胀胀的东西，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又把扇子拿出来，打开，合上，再打开。扇骨光滑，握在手里凉丝丝的。

最后是那个油纸包。

桂花糕已经吃完了，纸包我没舍得扔，叠得方方正正的，压在枕头底下。我把纸包展开，凑近鼻子闻了闻，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可我总觉得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他递过来时指尖的温度，薄薄的茧，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心。

顾宅附近没有卖桂花糕的，他一定要走很远的路。今早起来给母亲买东西——他母亲要买什么，非要他一早去？还是说，那只是借口？他特意早起，绕了远路，去买了桂花糕，揣在袖子里，那么久，一直揣到送别的时候。

怕是早就凉了吧。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手臂里，唇边不由自主地浮起一丝笑意，又觉得这样太没出息，便使劲抿住嘴唇，可抿了一会儿，那笑意又从眼角悄悄漫了出来。

夜里静得出奇，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月光从窗口移进来，一点一点，慢慢爬上我的脸。我翻来覆去，被子在身上卷了又展，展了又卷，怎么躺都不舒服。枕头好像太低了，被子又太厚了，明明已经入秋，我却闷出一身薄汗。

我想起他站在晨光里的样子。玄青色的直裰，腰间束着革带，站得笔直，像一棵松。他看我的时候，目光沉沉的，像秋天的水，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却什么也没说。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吹来一阵风，桂花的香气飘进来，淡淡的，若有若无。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心里那些乱糟糟的念头终于慢慢平静了一些。

我忽然觉得，那方帕子，就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系在我和他之间。线很细，细到几乎感觉不到，可它在那里，从江南牵到京城，从我的针尖牵到他的胸口。

我不知道这根线会通向哪里。我只知道，我不想剪断它。

月亮移到西窗，天色将明未明。我在朦胧的光里闭上眼睛，这一次，沉沉地睡去了。

第三天早上，锦云来了。

她穿了一件藕荷色的褙子，头发梳得齐整，手里拿着一个账本，进门就找二哥。

“沈砚书呢？”她歪着头问我。

“在书房看账。”我回答说。

锦云也不让人通报，径直往书房去了。锦云推开书房的门，把账本往桌上一放：“你上次说的那个价钱，我回去算过了，不行。你得再加一成。”

二哥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不慌不忙地放下手里的笔：“加一成？林姑娘，你这不是做生意，是抢钱。”

“抢钱？”锦云眉毛一挑，“你知不知道从苏州运绸缎到宜州，路上要多少运费？我还给你包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运费我出。”二哥说。

“你出？”锦云愣了一下。

“你只管把货备好，我自己找车马，不用你操心运费。”二哥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语气里带着几分笃定，“你只要给我一个实价，咱们长期合作。”

锦云想了想，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地算给二哥看。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讨价还价，谁也不肯让。我在旁边听着，插不上话，便悄悄退了出来，去厨房让丫鬟沏了两盏茶端进去。

二哥接过茶，喝了一口，看了锦云一眼：“林姑娘，你今日怎么有空亲自跑一趟？”

“我正好路过。”锦云低头看账，不看他的眼睛。

二哥笑了笑，没戳穿。他放下茶盏，手指轻轻点了点账本上的一行数字：“这笔账算错了。不是这个数。”

锦云一怔，凑过来看，额头差点碰到他的下巴。她赶紧往后缩了缩，耳根泛红，嘴上却不饶人：“哪儿错了？我算了两遍。”

“你少加了一笔运费。”二哥把账本转过来，指着另一栏，“这里，你漏了。”

锦云把账本扯回去，咬着笔杆重新算了一遍，算完不出声了。

二哥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也不说话。

过了片刻，锦云把账本合上，嘟囔了一句：“啰嗦。”起身就要走。

“茶还没喝完。”二哥指了指她面前的茶盏。

锦云看了他一眼，端起茶盏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喝完了。”说完转身就往外走，步子又急又快。

从那以后，锦云隔三差五便来。有时是来谈生意——绸缎的价钱、供货的批次、运费的结算，两个人对着账本一坐就是一下午，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又笑着握手言和。有时是来找我玩，说要去街上逛逛，可每次逛街，二哥也总是“恰好”有空，陪着她们一起。

母亲也看在眼里。

有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问：“锦云那孩子，是不是对你二哥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