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父亲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那阵子，父亲往府城跑得更勤了，有时候一去就是五六天。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色——不是高兴，也不是疲惫，更像是绷着一根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有一天傍晚，父亲从府城回来，身后跟着一个差役，手里捧着一个红漆木匣。父亲让大哥打开，里面是一份公文，盖着鲜红的官印。

大哥看完，抬头看着父亲，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父亲说：“知州。宜州知州。”

母亲手里的针线掉在了地上。

宜州是州一级，下辖包括宜安在内的好几个县。知州是从五品，比父亲现在的正七品县令，跳了好几级。

大哥问：“是正式的？”

父亲说：“是。吏部的文书，下个月赴任。”

母亲弯腰捡起针线，手在发抖。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肩膀微微耸动。

大哥走过去，把手放在母亲肩上，说：“娘，这是好事。”

母亲抬起头，笑了，眼眶红红的：“是好事，娘高兴。”

父亲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嘴角弯了弯。那笑容比以前深了一些，可还是没有到达眼底。

那天晚上，我偷偷问大哥：“原来的知州呢？”

大哥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死了。”

“怎么死的？”

“触怒圣颜，被处死了。”大哥的声音压得很低，“朝中有人倒了，空出来的位置，爹才有机会补上。”

我不太懂“触怒圣颜”是什么意思，可“死了”两个字，像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原来父亲升官，是因为有人死了。原来那些空出来的位置，都是用命填出来的。

那天晚上，父亲在书房坐到很晚。我端茶进去的时候，看见他面前的纸上写着四个字：“如履薄冰”。墨迹未干，笔画微微颤抖。

他看见我进来，把纸翻过去，笑着接过茶，摸了摸我的头。

“清漪，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的。”

我点点头，退了出去。可我心里一直想着那四个字。如履薄冰——就像走在冬天的河面上，不知道哪一步会踩碎冰层，掉进无底的深渊。

父亲升任知州的消息传开后，来家里的人更多了。

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个消息：大哥也要入仕了。

“宜州司户参军，”父亲说，“从八品，管户籍赋税。虽说官职不高，但能历练。”

大哥站在父亲面前，身姿笔挺。那年他十六岁，已经长成了一个清俊的少年，眉眼像父亲，可多了几分书卷气。他拱手行礼，声音沉稳：“爹放心，儿子不会给您丢脸。”

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眼里有欣慰，也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二哥站在旁边，看着大哥，眼里有羡慕，也有别的什么。他没说话，只是攥紧了孙掌柜送他的那把算盘。

母亲后来跟我说，大哥入仕，是父亲的意思。父亲说，沈家要起来，不能只靠他一个人。大哥是长子，必须顶上。

我似懂非懂。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大哥每天早出晚归，穿着青色官袍，和父亲一样忙碌。有时候父子俩在书房谈到深夜，烛光映着他们的影子，投在窗纸上，像两棵并肩而立的老树。

搬家那天，天还没亮。

马车从宜安南门出去，沿着清江一路向北。我掀开车帘，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那座住了七年的小城，在晨雾中模模糊糊的，像一个快要醒来的梦。

母亲说：“别看了。”

我放下车帘，靠在母亲怀里。

我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州府叫宜州城，比宜安大十倍不止。

城墙是砖石的，又高又厚，城门洞里能并排走两辆马车。街上的石板路整整齐齐，两边店铺林立，卖布的、卖粮的、卖药的、卖金银首饰的，一家挨着一家，看得人眼花缭乱。

我们的新家在城北，三进的院子，青砖灰瓦，门前有两棵槐树。大门是黑漆的，门环是黄铜的，擦得锃亮。门槛比宜安县衙的高出一截，我跨过去的时候，差点绊了一跤。

迈进大门，先是影壁，上面刻着“福”字，四角雕着蝙蝠，寓意五福临门。转过影壁，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铺着青砖，干干净净，连一根草屑都没有。正厅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比宜安那几间旧瓦房阔气太多了。

正厅里的家具是新的，紫檀木的桌案，太师椅上铺着暗红缎面的坐垫。墙上挂着名人字画，不是父亲自己写的那幅“淡泊明志”了。母亲说，这些都是父亲的朋友送的。我不知道“朋友”是指谁，但那些字画装裱精良，一看就值不少钱。

后院更让我喜欢。有一个小花园，种着几株桂花和一棵石榴树。花园角落有一架葡萄藤，藤下摆着石桌石凳，夏天可以乘凉。母亲站在葡萄藤下，看了一会儿，说：“这比宜安那个院子好多了。”

父亲说：“以后会更好的。现在家当多了，家也大了，你去找个人牙子买点仆人丫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