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宜安长到五岁。

五岁那年的春天，院子里的那棵歪脖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衬着灰扑扑的土墙，格外显眼。母亲说那棵树比我爹的年纪还大，我爹听了，笑着说：“那我可比不过它。”

清晨，我总是被公鸡打鸣叫醒。那鸡就养在厨房门口的篱笆圈里，嗓门大得很，一嗓子能把整个县衙后院的屋顶掀翻。我揉着眼睛从被窝里爬出来，母亲已经把洗脸水打好了，铜盆架在廊下，水面上还飘着几片桂花叶——是从院子角那棵老桂树上落下来的。

“伸手。”母亲蹲下来，撩着温水给我洗手。她的手很软，指节却粗，是这些年操劳磨出来的。我乖乖地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激得我一哆嗦。

“水凉了？”母亲问。

“不凉。”我说。

她给我洗了脸，又用梳子蘸了水，把我在被窝里蹭得乱蓬蓬的头发拢到脑后，扎了两个小揪揪。铜镜里映出我的脸，圆乎乎的，嘴巴抿着，像只鼓鼓的包子。母亲端详了一下，把左边那个揪揪扶正了些。

“好了，去给你爹请安。”

我蹦下台阶，跑进堂屋。父亲已经穿好了官袍，正站在书案边整理文书，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蹲下身，张开双臂。我扑进他怀里，搂住他的脖子。

“爹。”

“嗯。”他应了一声，声音闷在我肩窝里，带着清晨起床时的一点哑。他抱了我一会儿，才松开，捏捏我的脸，“今天在家要乖，听娘的话。”

“爹又要去衙门？”

“嗯。”

“什么时候回来？”

他顿了顿，说：“晚上。”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有时候是傍晚，有时候是天黑透，有时候是我已经睡着了。我只知道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走，走得早的时候，公鸡都还没叫。

大哥比我起得还早。我端着粥碗坐在门槛上喝的时候，他已经从屋里出来了。他比我高出许多，走路时步子大，衣袍带风，手里总是夹着一卷书。母亲让他坐下吃饭，他说吃过了。母亲不信，说：“你什么时候吃的？”大哥不说话，从袖子里掏出半个冷馒头，咬了一口。

他那时候已经十二岁了，个子蹿了一大截，嗓音也开始变，说话瓮声瓮气的。他每天除了读书，还帮父亲誊写公文，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父亲有时候会把要紧的案卷交给他整理，他从不出错。

有一回半夜我起来解手，看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着他伏案的影子，笔尖一动一动，沙沙的声响在夜里格外清楚。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只觉得那个影子太单薄了，像一株还没长成的树，偏要扛着风。

二哥就不一样了。天塌下来他都睡得着，呼噜打得震天响。母亲去叫他起床，他翻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含混地嘟囔：“再睡一会儿……”母亲一把掀开被子，他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摸向床头的算盘——那是孙掌柜送他的，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砚书，洗脸。”母亲把帕子递过去。

二哥接过来，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帕子扔回盆里，端起粥碗仰头喝了，抹了抹嘴，说：“娘，我走了。”

“去哪儿？”

“街上。”话音没落，人已经跑没影了。

母亲望着他跑出去的方向，摇了摇头，转过身接着洗衣服。风吹过院子，晾衣绳上的布单猎猎作响，阳光洒下来，把那些补丁照得一清二楚。

我喝完粥，把碗送到灶台上，搬了小凳子坐在母亲旁边，看她洗衣服。她的手泡在皂角水里，搓着搓着就起了沫子，白花花的，粘在指缝间。

“娘，二哥怎么总往街上跑？”

母亲没抬头，说：“他坐不住。”

六岁那年，二哥在三家摊贩那里“打杂”——帮卖豆腐的张婶收铜板、帮卖猪肉的李叔递油纸、帮药铺的孙掌柜拨算盘。到了七岁，他已经把整个集市的摊贩都认全了。哪个摊子的东西好，哪个摊主好说话，哪家进货便宜，他都门儿清。

二哥有个愿望，跟谁都没说过，只偷偷跟我说过一次。

那天他刚从集市回来，袖子上沾着面粉，兜里揣着张婶给的一块豆腐干。他蹲在我旁边，看着我择菜，忽然压低了声音说：“清漪，以后我要开一个铺子。”

“什么铺子？”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