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安的冬天比京城来得早，也比京城难熬。县衙后院的几间旧瓦房，墙薄，窗纸也破了，北风一吹，满屋子都是寒气。母亲把我和二哥裹在一床被子里，两个小人挨着睡，互相取暖。二哥那时候四岁不到，睡着睡着就把腿搭在我身上，母亲怕压着我，一夜要起来看好几回。

父亲从集市上买了一个炭盆回来，放在堂屋中间。炭是劣质的，烧起来有烟，熏得人眼睛疼，可好歹有点热气。母亲把我和二哥挪到堂屋来睡，一家人挤在一起，反倒暖和些。

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不记事，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你爹那时候，每天天不亮就去衙门。”母亲说，“出门前总要到你摇篮边站一站，看看你，摸摸你的脸，才肯走。”

有一回，父亲回来得晚，我已经睡了。母亲说他站在摇篮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手把被子往下掖了掖，又把炭盆往我这边挪了挪。母亲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过了，可母亲去厨房一看，早上留的饭菜一口没动。

“他不舍得吃。”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可眼眶红红的，“他那点俸禄，要养一家五口，还要给你大哥买纸笔。他总说自己不饿，可人哪能不饿呢？”

我不记得父亲那时候的样子。记忆里最早的片段，已经是四五岁以后的事了。可母亲说的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是会疼。

父亲在我面前，从来不提“穷”这个字。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可他抱着我的时候，总是笑着的。他会把我举过头顶，转一圈，问我：“清漪今天乖不乖？”我那时候还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地叫，可他听得懂，点点头说：“乖，爹就知道清漪最乖。”

母亲在旁边笑：“她连话都不会说，你怎么知道她乖不乖？”

父亲理直气壮：“我闺女，当然乖。”

我的衣裳大多是母亲用旧衣裳改的。大哥穿小的、二哥穿小的，到了我这里，已经很旧了。母亲把衣裳拆开，重新裁过，缝上几朵花，又能穿一季。有一回父亲从县城回来，手里拿着两尺花布，大红色的，上面印着小蝴蝶。

“给清漪做件新衣裳。”他把布递给母亲，语气淡淡的。

母亲摸了摸那布，料子不算好，粗糙，颜色也俗。可她知道，这两尺布花了父亲好几天的饭钱。

“太贵了。”母亲说。

“不贵。”父亲蹲下来，捏了捏我的脸，“我闺女穿什么都好看。”说罢从我襁褓里抽出小手，握在掌心里。我的手太小，只够握住他一根手指。他看了很久，忽然说：“将来这双手，不能让她再受苦。”

母亲抬起头：“她才多大，你就想将来的事了？”

父亲没接话，只是把我的手轻轻放回去，又掖了掖被角。

那件红底蝴蝶的小褂子，我穿了好几年，袖子接了一截又一截，直到再也接不上。母亲舍不得扔，叠好收起来，说留着当个念想。

大哥墨渊那时候已经十岁了，每日天不亮就起来读书。

宜安没有像样的书院，父亲也不曾给他请先生——不是不想，是请不起。父亲的书房里存着几箱子旧书，是当年从京城带出来的，大哥便自己翻着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遇到不懂的句子就等父亲回来问。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坐在堂屋的桌前，面前摊着书本，一笔一划地抄写。他抄《论语》，抄《孟子》，抄《诗经》。纸是用过年的红纸裁成的，写满了一面，翻过来再写另一面。墨是父亲从府城带回来的，舍不得多用，每次只磨一点点，写到快干了才舍得蘸。

母亲心疼他，说：“歇一歇，别把眼睛看坏了。”

大哥放下笔，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了。

有一回，父亲难得回来得早，看见大哥在读书，便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大哥正在抄写一篇策论，字迹工整，虽是临摹，却已经有了几分自己的笔锋。

“这一句不对。”父亲指着其中一行，“‘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一句应该单独起一行，不能接在上文后面。”

大哥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点点头：“儿子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