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都不做，既不拦，也不请。让我们自己看，看完自己走。

他站在原处不动，我们就没法说他做了什么，也没法说他没做什么。”

腓特烈二世把杯子放回桌上，杯底碰到木面时发出一声短促的轻响：“那他到底怎么看这件事？”

周瑜说：“让向导去打听过。向导说，主教这几天一直在他的府邸里，没有出门，也没有见客。

但他的书记官去了两次市政厅，第一次待了一个时辰，第二次只待了一刻钟。

向导说，书记官第二次去的时候，带了一卷东西回来。

具体是什么，没人看到。”

腓特烈二世沉默了一会儿：“他是在整理账目。”周瑜说：“斡也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我们看了税册，所以他把自己的账目也翻了一遍。他不跟我们说话，但他防着我们。”

腓特烈二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头顶的橙子上：“这个主教，比朕想的难对付。他不接招，朕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腓特烈皇帝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不过，他不动，朕也不动。

朕先不动雷根斯堡，先去别处。巴伐利亚那边已经签了字，路修到一半了。

等路修通了，商队开始走了，雷根斯堡的摊主发现隔壁的城市货走得快、税交得少，他们会自己去问市政厅——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到那时候，主教不动也得动。”

周瑜把面前的杯子端起来，没有喝，搁在掌心转了一下：“那雷根斯堡的事，先放一放？”

腓特烈二世说：“先放一放。你回去跟她们说，雷根斯堡的账目拿回来了，这趟差事没有白跑。账目在那儿摆着，谁看了都明白。主教装作没看见，但账目不会装作没看见。等商路修到雷根斯堡门口的那一天，他自己会算这笔账。”

与此同时，雷根斯堡主教西格弗里德的府邸里，一场小型的会议正在地下厅堂里进行。参加的人不多——主教西格弗里德、他的书记官、他的财务官，还有主教座堂的管事。四个人围着一张矮桌坐着，桌上搁着一本摊开的账册和一盏铜灯。

“皇帝的人走了？”西格弗里德先开口，声音不高，但很稳。书记官点了点头：“走了。前天走的。五个人，加一个向导，一个驿站的护卫。走的是往西的路，应该是回纽伦堡。”

西格弗里德把账册翻了一页：“她们看了什么？”书记官说：“她们分头看的。两个人去了集市，看摊贩怎么交税；两个人去了药铺和织坊，看商货怎么流动；一个在广场上跟老修士聊过天；还有一个人去了市政厅，说是‘奉皇帝之命’看税册。”

西格弗里德的手指在账册页面上停了一下：“市政厅把税册给她看了？”

书记官说：“给了。她用的是皇帝的名义，市政厅不敢不给。”

西格弗里德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看了税册，又看了集市和药铺。她们不是来看风景的。她们是在算账。”

财务官插了一句：“算账？算什么账？”西格弗里德说：“算雷根斯堡的税比别处重多少。

算摊主交两份税之后货价涨了多少。算商队经过雷根斯堡要多花多少钱。

她们算完了，回去告诉皇帝。皇帝就知道了雷根斯堡的问题在哪里。”

财务官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什么？”西格弗里德把账册合上：“不动。”

财务官看着他，等他把话说完。西格弗里德把铜灯往桌心推了推，灯光把四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长短不一：“皇帝的人没有直接来找我，说明皇帝还没有打算跟雷根斯堡正面交涉。

她们只是来看，来记，来算。

如果我现在派人去追她们，去问她们看了什么，那就等于告诉皇帝——我在意。如果我现在写信给皇帝解释，那就等于告诉皇帝——我怕了。

我不写信，不见面，不派人。她们看她们的，我坐我的。

她们看完了回去，皇帝知道雷根斯堡有两本账。

但那两本账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几十年前就有的。

她们看一遍，改不了它。”书记官说：

“可如果皇帝借着这件事向市政厅施压呢？”

西格弗里德说：“施压也要有借口。我没有拦她们，没有赶她们，没有拒绝市政厅给她们看税册。

皇帝找不到我的错处。他只能自己来改。

他要改，就得跟雷根斯堡的市政厅谈，谈税制合并。

市政厅不会白白把税权交出去，他们会来找我商量。到时候我再说话，比现在主动凑上去要有分量。”

财务官点了点头，把账册合上。西格弗里德把铜灯搁回墙角，站起身来：

“这几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集市照开，税照收，账照记。她们看完了走了，雷根斯堡还是雷根斯堡。”

书记官和财务官各自起身，朝门口走去。

西格弗里德在桌边又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本合上的账册。

账册的封皮是深褐色的羊皮，边角已经磨得发亮。他伸手在封皮上按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它还在原处。

然后他转身朝楼梯走去，脚步声在石阶上渐渐远去，被地下厅堂的石壁接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