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09:00，何嘉宁在警方见证下打开文件袋。

询问室里只有周正、技术人员、何嘉宁与律师。陆观和林雪坐在隔壁观察室，通过获准的视频画面旁听。项目方没有到场，也看不到袋内材料的即时画面。

周正核过昨晚的接收记录，将袋里的九张打印照片和一张存储卡摆到桌上。何嘉宁自己列的目录压在最上面，最末一行写着：无原件。

此前从邻区移交的四页复印件已经另行保管。技术人员把核验副本放在照片旁，请她逐页确认。陆观认出第二张，正是三天前与册内b页、赵盛业更正页一起比较过的A页。

四页纸都带着同一条玻璃污痕。技术人员按此前接收目录排好：名单封面、写有公共服务间的交接页、签收页和邮件打印件。何嘉宁逐一确认，没有把后来找到的旧单位说明混进来。

技术人员翻到任务日期：“今天核五月十九日这一组。离开当晚19:46那份，放在另一项登记里。”何嘉宁点头，按目录报出交接页的页码。

“我怕原件会变，所以先拍了。”她说，“但我没权把原件拿走。”

“谁教你这样做？”周正问。

“最初没人教，看到不对就先留了底。后来咨询法律援助中心，对方才提醒我保留形成时间和完整页面，别撕、别藏、别在原件上写字。”

“你复印时是否得到档案室允许？”

“我是社区服务中心经办人，为这次核对申请过借阅和复印。用的是我自己的工作账号，批准记录在服务中心。”

周正调出服务中心批准的查阅范围，何嘉宁指着交接材料那一项确认。她的借阅登记和复印记录被放在一起，接着核对保管经过。

警方提取存储卡时保留了原始目录和拍摄时间。最早一张照片拍于名单改动前，能看见旧交接页上的“暂住人员情况另附”；之后几张记录了服务间里的床、药盒和水表编号。

技术人员开始读取存储卡。目录里还有不少工作照，何嘉宁按日期指出与服务间有关的三组。

九张照片分成三个日期。第一组拍交接页与水表目录，第二组拍服务间清点前的全景，第三组拍门口出现清场通知后的状态。照片之间的时间间隔与项目考勤、何嘉宁工作手机记录能相互对应。

“这些照片发给过谁？”陆观通过周正提问。

“两张原图发过法律援助预约邮箱，其他只在存储卡里。手机上有压缩预览，但整张卡没传网盘。”

周正调出先前收到的两张附件，让她确认发送时间，随后把话题转回那天的清场。

“你什么时候决定带冯桂珍离开？”陆观问。

“赵经理让我去清点服务间那天。”何嘉宁说，“他说验收前要把里面收干净。我问冯姨去哪儿，他让我别管。”

那次任务没有正式清场单，只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先做物品盘点”。何嘉宁到服务间时，冯桂珍正在给药盒分类，以为项目方只是重新登记。

“你告诉她要清空了吗？”

“告诉了。她先问床要搬到哪里，又问木柜能不能留下。我答不上来。”

何嘉宁拍下全景后，没有移动床铺。她回项目办公室要求明确安置去向，赵盛业只让她把老人劝走，并说服务间不属于住宅，不需要走住户搬迁流程。

这段对话没有录音。工作群里只留下何嘉宁发出的“人员未安置，暂无法清点”，以及赵盛业回复的“先完成任务”。双方对口头措辞仍可各自说明。

“冯桂珍本人怎么想？”

“她一开始不肯走。她怕一走，就再也没人承认她住过。”

“是谁最终说服她？”林雪请周正代问。

“不是我说服。”何嘉宁摇头，“她看见物业把门外纸箱搬走，自己决定先去安全的地方。她让我保证，屋里的东西不扔，照片也不能删。”

何嘉宁答应了前一项，却没有能力保证项目方不动屋内物品。她只能联系法律援助、复制材料，再请八户住户暂时看着门。住户们没有当面承诺，后来却有人把第一次开门清点的消息发给了她。

“我没第一时间报警。”何嘉宁低头说，“工作手机留在办公室，私人手机也关了共享。后来只顾着安顿冯姨，家里的电话没及时回。我妈那晚找了我很久。”

“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律师提醒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她仍开口。

“先去派出所备案，再走。”何嘉宁说，“但我还是会带冯姨离开。”

陆观的笔停了一下，随后将这句话记下来。隔着屏幕，何嘉宁还低着头，手指一遍遍捋过文件袋的折角。

11:20，询问告一段落。周正带何嘉宁到隔壁的小会议室，陆观和林雪也从观察室出来。主管部门代表已经坐在桌边，法律援助代理人通过视频参加后续核查，项目方律师则按约定上线旁听。

代理人出示冯桂珍签过的委托书，先确认她今天要提出的申请。

冯桂珍同意主管部门核查她的实际居住和历史安置情况，也同意使用必要的就医、快递与物业记录。她要求隐去疾病、联系方式和当前住处，不接受任何人替她放弃或确认产权、补偿。

项目方此前提交过一份“自愿腾退说明”照片，签名栏空白。代理人确认冯桂珍从未签署，也没有授权何嘉宁签。主管部门把它列为未成立文件，不再用作老人已经离开的依据。

“木柜可以开吗？”周正问。

“本人同意在代理人、社区和警方见证下清点，只取身份证明与丈夫工作牌，其他物品原处封存。”

“她还问了一句话。”代理人说。

陆观把翻到一半的材料按住，抬头看向屏幕。

会议室里的人都停下笔。

“她问，能不能先在正式记录里写明，她确实在那里住过。”

代理人说完，又补了一句：“她没有要求今天确认房子归她，也没问补偿金额。她只怕最后所有材料都写成服务间长期闲置。”

线上静了一会儿。项目方律师低头翻文件，屏幕里传来纸页的摩擦声。

主管部门代表把这句话记在申请事项第一行。

他没有直接写“确认长期居住”，而是写“申请依法核查并在正式记录中载明实际居住事实”。写完后，将页面投到屏幕上，让代理人逐字确认。

代理人要求把“依法核查”保留：“冯姨不要一句现场承诺。她要这份申请进入程序，还要收到书面答复。”

陆观低头翻开自己的委托记录。最开始那页写的是“失联工作人员何嘉宁”，下面列着绑架、项目纠纷和资料盗取三种可能。

陆观划掉绑架那一行，将警方的材料接收编号写在旁边。何嘉宁看见那页纸，问有没有记录她的工作单位。他翻回首页给她看。

“社区服务中心经办人。”何嘉宁读了一遍，“别写成项目公司的人。赵经理能给我布置协作任务，但我不归他管。”

陆观把她这句话补进职务说明，另记下她陪同冯桂珍寻求法律援助的经过。何嘉宁看完，手指才从单位名称上移开。

何嘉宁看见后，轻声说：“我也不算什么证人保护英雄。我只是发现再不带她走，屋子可能先被清空。”

“报告会写你做过什么。”陆观说，“称呼由事实决定，不由我们替你加。”

“那你自己的误判也写？”

“写。”

“白车那段？”

“写得最大。”

何嘉宁笑了一下。林雪在桌下轻轻碰了碰陆观的鞋尖。

何嘉宁点了点头，从桌上的核验副本里抽出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里，冯桂珍的床头贴着一张褪色的便签。

周正将上午核验后的接收单递给她。九张打印照片和存储卡已在询问结束时封存，桌上留给共同核查的是副本；接收单另注五月四页留底的既有编号。

何嘉宁把接收单读完，指着照片编号问是不是按拍摄顺序排的。周正让她对照目录，她找到床头那张，才点了点头。

“我还能留一份目录吗？”她问。

“可以留接收目录，不能复制未公开证物。”周正给她盖章副本。

她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已经空了的旧文件袋。抱了几天的重量忽然没了，纸袋在她手里显得很薄。

何嘉宁指着照片角落的药盒，请工作人员遮住药名再交给核查组。陆观将这一项补进材料目录，转向下一张床头照片。

陆观将床头照片放大。清场通知还没贴出来时，那张纸已经在那里，四角翘起，旁边压着药盒。他往前翻了两张，找到同一面墙的全景。

“字是谁写的？”项目主管问。

“没问过冯姨。”何嘉宁看着照片，“我去清点那天就看见了。她见我拿手机，还专门把药盒挪开，让我把这张纸也拍进去。”陆观停下翻页的手，重新看向屏幕。

上面只有四个字：我住这里。

12:15，主管部门向代理人出具受理回执。申请事项第一项与老人问的一样：核查并载明实际居住事实。

散会后，林雪把一瓶温水递给何嘉宁。何嘉宁接过来，看了一眼空文件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睡觉了？”

“让律师陪你办完离场手续。”林雪说，“木柜清点的结果出来，我们联系你。”

“你比警察还严格。”

“她是老板。”陆观在旁边说，“对所有人都这样。”

林雪转头看他：“尤其对员工。”

何嘉宁终于笑出声。她把受理回执放进文件袋，手掌也从封口处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