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这盘带子的班。

接了这一夜的班。

那上一班是谁。

老人把收音机的开关按下去。喇叭里的女声从中段掐断，尾音拖了一截才没。门房里只剩暖气片，咕一声，咕一声。他伸手把桌上那几个花生壳一个一个挪到桌角，堆成一小摞，摆得端端正正。

我没签过这个字。

江声看着他，等下文。外头起风了，钢窗关不严，风从缝里挤进来，把桌角那摞壳掀翻小半边，簌簌滚到地上。孙伯弯腰捡了两个，直起身。

你过来看看。

江声走过去，站在窗前。

场地上灯还亮着，还是十二盏，围成一个不太圆的圈，把老楼圈在当中。风把灯罩吹得晃，光跟着晃，在水泥地上摆出很慢很慢的影子。圈里头空着，连只夜猫的脚印都没有。

我数的是十二个。孙伯站在他身后，声音贴着耳朵，加上门房窗户底下那一个，十三个。

窗底下在哪儿。

你脚底下。

地上是磨得发白的水泥地，一张半卷的旧地毯，地毯角上烧穿过一个洞，补了块颜色不对的布。别的什么也没有。

别看了。孙伯走回去坐下，夜里别开窗，这话我跟你说过。

去年也说过一回。江声把窗户拉严。

那就是说，还没到时候。

椅子在他屁股底下咯吱响了一声。他坐下，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停住。

总不能这么等它凑齐。

凑齐之前，你得抢在前头。孙伯说，这楼里有的是空带子，地下一层一排一排全是，五十年代排到两千年代，一格不空。你要是有本事，把它往旁的带子里引。引歪了道，它就凑不齐。

引怎么引。

我不知道。老人摇头，摇得很慢，我只管门。机房那套东西，是你江家的活。

您这话又是听谁说的。

听你爷爷说的。孙伯说，他值夜的时候，一个人能在机房里待一整夜，出来就说一句，抢在它前头。

江声没再问。他把那盘盒带收回内兜，拉链拉到底，又按了一下。

对了。孙伯忽然说，昨儿台里来了两个人，在楼下量房子，皮尺从门房一直拉到大门口，拉了两趟。我听他们嘀咕，说明年台庆六十周年，要把这老楼拾掇出来，做一场纪念直播。

江声的手停在拉链头上。

明年。

明年。

四点四十几分，他上了楼。走廊还是那条走廊，声控灯踩一下亮一盏，亮得规规矩矩。走到一半他觉得不对：下来的时候，从楼梯口到机房是十一步，这会儿走了十几步，机房门还在前头。他没停，也没回头，一直走到门前。

门是开着的。他记得自己锁了。

走廊的灯从门缝里漏进去，在机房的水泥地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里面没开灯，可调音台上那排按钮亮着一半，绿的、黄的、红的，各自安静地烧着；播出指示灯是红的，那盏红灯一亮，整栋楼就知道有人在播。推子全推在顶上。监听音箱的网罩里垫着一层极低的电流声，像有人把耳朵贴在另一头听着。这间屋子他闭着眼也走得通，哪样东西在哪儿、该拧到哪个刻度，他都清楚。可今晚这些东西摆得都对，摆得没有一点问题。

江声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声音是从监听音箱里出来的，很轻，垫着一层底噪，像一台年久失修的老喇叭。

……现在是，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那是爷爷的声音。比磁带里那一段年轻些，中气足，尾音往上走，是当年电台里最标准的播报腔。

还有一分钟，就是新的一年。那个声音说，老规矩，跨年的这一班，得有人值。我们的排班表上写着七个名字，可今天到岗的，只有六个。

电流声沙沙地响了两秒。

少的那一个，位置空着。

江声的手搭在门框上，指头一点一点收紧。他什么都听得见。楼下的风，走廊尽头电梯井里钢缆的余响，还有自己的呼吸。

不过没关系。那个声音说，语气平平常常，像在念一条天气预报，新的一班有人了。

停了一下。

他叫江声。

机房里安静下来。播出指示灯还红着，调音台上的推子全推到了顶，指针在零位上轻轻颤。

江声低下头，把手伸进内兜，摸到那盘带子的塑料壳，凉的。他掏出来，想看看标签。

壳面上什么都没有。

胶带撕过的印子还在，粘着一层毛茸茸的纸絮，白纸不见了，钢笔字也不见了。他翻过来，背面也是空的。一整盘黑壳盒带，干干净净，像刚从盒里拆出来的。他把带子举到走廊的灯底下照，塑料壳透出一层浑浊的灰，什么都没有留下。

播出机上，那盘带子还在转。透明窗口里，半圈棕色的带基，一圈一圈地走。壳面上贴着一张白纸，裁得不齐，胶带压着，纸面朝上，那三个钢笔字正对着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