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瑞到常熟那天，正赶上春雨。

船靠码头时，雨不大，细细密密地斜织着，把码头上的青石板洗得发亮。韩铮先跳上去，扁担横在手里，扫了一眼四周，才回头点了点头。沈瑞拎着包袱下船，抬头看了看天。乌云压得很低，没有放晴的意思。

县衙派来接人的是个书办，姓吴，三十来岁，一脸的精明相。见了沈瑞，满脸堆笑，一路说着“大人辛苦”“常熟不比苏州繁华”的客气话，把沈瑞引到县衙后堂。县丞姓孙，四十来岁，白胖，说话慢条斯理，每一句都像是从舌尖上滚了三遍才吐出来的。

“沈大人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县衙简陋，招待不周，还望大人海涵。”

沈瑞没跟他寒暄。“孙县丞，常熟县近五年的漕粮起运台账，劳烦调出来。”

孙县丞的笑容僵了一瞬。“这个……大人一路舟车劳顿，不如先歇一晚，明日再——”

“今天看。”

孙县丞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大人，台账在户房，管户房的书办今天告了病假——”

“那就找别人开库。漕粮亏空三万石，不是小事。本官奉知府大人之命来查，等不起。”

孙县丞沉默了几息，挤出一句“大人稍候”，转身出去了。沈瑞坐在后堂喝茶，茶是好茶，碧螺春，但喝到嘴里没滋没味。他知道孙县丞在拖——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时间转移东西、串通口供。

等了半个时辰，台账送来了。五年的册子，摞起来半人高。沈瑞一卷一卷地翻，从嘉靖三十一年翻到三十五年。前三年的账，起运数和实收数基本对得上。从三十三年起，差额越来越大。三十三年亏八千石，三十四年亏一万二千石，三十五年到钱肃死前，已经亏了三万石。

沈瑞把账合上。“孙县丞，粮仓的钥匙呢？”

“在……在库房管事手里。”

“管事叫什么？”

“老孙头。在常熟管了二十年仓了。”

“带我去见他。”

孙县丞犹豫了一下。“老孙头那个人，脾气倔，不爱说话。大人问不出什么的。”

“带我去。”

——**城南粮仓。**

老孙头是个干瘦的老头，背驼得厉害，但一双手粗壮有力，指节像老树根。他正蹲在仓门口拣谷子，一粒一粒地看，把瘪的、霉的挑出来扔掉。见县丞领着一个陌生官员过来，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没说话。

“老孙头，这位是苏州来的沈大人，查漕粮的事。问你什么，照实说。”孙县丞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老孙头看了沈瑞一眼，又看了看孙县丞，低下头继续拣谷子。“小的只管看仓，账目上的事，小的不懂。”

沈瑞没有急着问话。他在仓门口的石墩上坐下来，看了看老孙头拣出来的瘪谷，又看了看仓里堆着的粮袋。粮袋码得整整齐齐，但码得太过整齐了——整整齐齐的粮袋后面，靠墙的那一排明显矮了一截，像是被抽走了什么。

“老孙头，你在常熟管仓多少年了？”

“二十年。”

“这二十年，常熟的粮仓从来没有空过？”

老孙头的手顿了一下。“空过。”

“什么时候？”

老孙头不说话了。

沈瑞从怀里取出张怀的名帖，递过去。“张怀让我代他问你好。他说你是个老实人，管的仓二十年没出过岔子。”

老孙头接过名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抬眼看了看仓门外——孙县丞已经回衙门去了，仓门口只剩一个看门的老卒在打瞌睡。他把名帖揣进怀里，站起身，往仓里走。“大人，你跟我来。”

——**粮仓深处。**

老孙头走到最里面一排粮袋前，伸手搬开两袋，后面露出一堵木板墙。他用力一推，木板墙滑开了——后面是一间暗格，不大，能站两个人。暗格里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散落着几粒谷子和一张破草席。

“这里以前堆着什么？”沈瑞问。

“粮。三万石粮，就堆在这里。”老孙头的声音很闷，“嘉靖三十三年秋天，县丞周茂带着织造局的人来，说宫里要借粮。借了不还，账上做成‘损耗’。从那以后，每年秋收，新粮入仓，先紧着织造局的数往外拉。拉到最后，仓里只剩一半。”

“你管了二十年仓，看着粮一天比一天少，为什么不报？”

老孙头蹲下来，手摸着暗格里那张破草席，沉默了好一会儿。“小的报过。嘉靖三十三年冬天，小的写了一封呈文，递到县衙，说仓里的粮对不上数。第二天孙县丞把小的叫去，说‘老孙头，你管好仓就行，账目上的事有人管’。小的回来之后，家里就出事了——半夜有人翻墙进来，把小的养的鸡全拧了脖子，扔在院子里。没偷东西，没伤人，就是把鸡拧了脖子。从那以后，小的就不敢报了。”

沈瑞看着他。老孙头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像压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钱肃知道吗？”

“钱大人知道。他查了半年，查到织造局头上，写了密信要往知府衙门递。信递出去没几天，人就没了。”老孙头低下头，声音更低了，“钱大人死的那天早上，我在仓里拣谷子，听见衙门方向有哭声。跑去一看，钱大人挂在后堂梁上，舌头伸得老长。仵作说是自尽，可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脖子上有两道印子，一深一浅。上吊的人，只会有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