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舟站在外书房门外，侧耳倾听着里面的动静。

门是虚掩着的，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他没有急着推门进去，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影子，将自己的呼吸放得很轻很慢。这是前世在刑部大牢里学到的本事——在最不利的环境下，让自己变得不存在。

说话的声音是沈福的。

老管家的声音很好认，沙哑、苍老，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打磨后的钝感。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用心挑选着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相爷，小的多嘴说一句，曹府那边递来的帖子，里面夹了一张礼单。”沈福的声音在书房里回荡，隔着门板传来，有些发闷，“礼单上的东西……太过贵重了。小的不敢擅自做主，所以来请相爷的示下。”

沉默了片刻。

沈端礼的声音响起来，沉而不怒，像一块石头落在棉被上：“礼单上列了什么？”

“黄金二百两。”

又是沉默。这一次的沉默比刚才更长，长到沈砚舟能听见书房里那只老座钟的滴答声。钟摆在左右摇摆，每一下都像是有人在用指尖敲击着时间的脉搏。

“二百两。”沈端礼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但沈砚舟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二百两黄金，折合铜钱将近两万贯，够一个五品官十年的俸禄，够寻常百姓家吃穿用度几辈子。曹铎一出手就是二百两，这不是送礼，这是砸钱。

“还有呢？”沈端礼问。

沈福犹豫了一下：“还有端砚四方。小的看了名款，是歙州的眉子纹、罗纹、枣心、鱼子纹，各一方。都是上等的石料，市面上难得一见，少说也要几百贯一方。”

沈砚舟曾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一方眉子纹端砚，那是父亲年轻时花了大半年的俸禄买下的，宝贝得很，平时舍不得用，锁在匣子里，只有来了贵客才拿出来给人看。曹铎一送就是四方，比父亲那一方还要名贵。

“还有——”沈福的声音更低了，低到沈砚舟不得不把耳朵贴近门缝才能听清，“还有一幅画。李成的《江山秋色图》。小的托人去打听过，这幅画在市面上至少值五千贯。”

五千贯。

沈砚舟的手指在门框上轻轻叩了一下，发出的声音细微到几乎听不见。

五千贯是什么概念？汴京城里一座三进的宅子，也不过三千贯。沈家一年的总开销，包括下人的月钱、全家的吃穿用度、人情往来、车马费用，也不过三四千贯。曹铎用一幅画，砸出了沈家一年半的开销。

沈端礼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不是兴奋，不是惶恐，而是一种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无奈的情绪：“黄金二百两，端砚四方，李成真迹一幅——曹铎这是要干什么？”

沈福没敢接话。

书房里静了一瞬，然后是纸张被翻动的声音。沈砚舟想象着父亲拿起那份礼单，手指在上面滑过，逐行逐行地看着那些让他不安的字眼。

“相爷，”沈福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试探的谨慎，“这礼，咱们收还是不收？”

沈端礼没有立刻回答。

沈砚舟知道父亲在犹豫。不收，是不给曹铎面子，两家本就微妙的关系会更加紧张；收了，这笔礼太重了，重到烫手，日后曹铎若是有事相求，沈端礼就不好拒绝了。

前世父亲犹豫了两天，最终收下了那幅画，退回了黄金。可端砚呢？沈砚舟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收下了，又好像没有。前世的他在这些事情上从不上心，觉得礼尚往来是父亲的事，和他没有关系。

如今他知道了——每一份礼单，都是一根绳子。你收下一根，绳头就攥在别人手里。你收得越多，绳头就攥得越紧，紧到你挣不脱、扯不断，只能被人牵着走。

“画可以收，”沈端礼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沉稳了许多，像是在心中已经做出了决断，“黄金退回去，就说沈某无功不受禄，曹大人的心意领了。至于端砚……”他顿了顿，“也退回去，只留画。留一幅画，是文人之间的雅事，曹铎说不出什么；留了黄金和砚台，就是受贿了。”

“相爷英明。”沈福的语气里明显松了一口气，“小的这就去办。”

“慢着。”

“相爷还有吩咐？”

“礼单抄一份存档。”沈端礼说，“日后若是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咱们也有个凭证。”

沈砚舟站在门外，心中微微一动。

父亲不是不知道防备。他知道曹铎不是善类，知道这份礼太重、太烫手。所以他退回了黄金和端砚，留下了礼单的抄本。可父亲不知道的是，有时候不需要你收下全部的东西，只需要你收下一样，就足够了。

一幅画，就足够了。

一封信藏在画轴的暗格里，就可以把整个沈家送进大牢。

沈砚舟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沿着游廊往自己的院子走去。

他没有直接回房，而是先去了马房。

老赵头正蹲在马房门口晒太阳，手里捧着一个粗陶碗，碗里是清可见底的薄粥。他的牙已经掉了一半，喝粥的时候发出吸溜吸溜的声响，下巴上的白胡子跟着一颤一颤的，像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枯草。

“赵伯。”沈砚舟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

老赵头抬起头，浑浊的老眼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出他来，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一个没有牙齿的笑容：“哟，小少爷，您怎么来了？病好了？”

“好了。”沈砚舟从袖中取出一小包点心，放在老赵头手边，“赵伯，我想问您几件事。”

老赵头看了看那包点心，又看了看沈砚舟，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丝清明。他在沈家待了大半辈子，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过。一个十七岁的少爷，病刚好，不歇着，跑到马房里来问事，这事不会小。

“少爷问吧。”老赵头放下粥碗，用手背擦了擦嘴角，“老奴这把老骨头，知道的都说。”

“赵伯在沈家多少年了？”

“四十四年了。”老赵头想都没想就答了出来，这个数字刻在他心里，比他的年龄还清楚，“老奴是老太爷在世时进的府，那时候老太爷还在中书省做侍郎，相爷才八岁，扎着两个小揪揪，满院子跑，谁追都追不上。”

“那您应该记得母亲？”沈砚舟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在提一件易碎的、碰不得的东西。

老赵头的眼神黯了一瞬。

“记得。”他说，声音低了下去，“大娘子是个好人。对下人好，对相爷好，对谁都好。就是身子骨弱，生少爷的时候伤了元气，养了好几年都没养回来。少爷十岁那年，大娘子就走了。”

“母亲走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沈砚舟问，“比如……有没有提过什么人、什么事？”

老赵头沉默了很久。

阳光从马房的窗口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发上，将那一片雪白照得刺眼。他低着头，手指在粗陶碗的边沿上来回摩挲，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沈砚舟没有催他，就那么蹲在旁边，安静地等着。

“大娘子走的那天，老奴在门口守着。”老赵头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屋里只有相爷和大娘子两个人。大娘子说了什么，老奴听不清。可老奴听见大娘子哭了一声——不是大声哭，是那种憋着、忍着、还是没忍住的声音。然后相爷就从屋里出来了，眼睛红红的，走路的时候脚步是飘的。”

沈砚舟没有说话。

他能想象那个画面。母亲躺在病榻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眼眶深陷，可她的眼神还是温柔的，还是看着父亲、看着他的。她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说了什么话，让父亲红了眼眶。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话。

可这些话，随着母亲的离去，永远地埋进了黄土里。

“大娘子走后不久，”老赵头继续说，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相爷就续弦了。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就是现在的王氏。”

“您知道王家是什么来路吗？”沈砚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