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老板看了那张纸一会儿。

“这样难看。”他说。

“难看我知道。”江远说，“难看的东西，别人也做得出来。我要的是别人做不出来的那九毛。”

尹老板笑了一声。

那天下午他们把方案定下来：挤压，冲切，去毛刺，氧化。

加工费从四块落到九毛。材料换薄一号的挤压料，从三块四落到一块二。氧化挂具改过以后，良率从九成二提到九成八，损耗从两块二落到四毛。

一支外壳，从十一块四落到三块四。

和塑料壳一个价。

模具还是四十二万。

“为什么还是四十二万。”

“因为你换了工艺，模反而更贵。”尹老板说，“挤压的模八万，冲切的模十四万，加上氧化挂具和试模，四十二万。”

“试模要多久。”

“两个月。”尹老板说，“你还得给我一个数：第一批做多少。”

“五万支。”

“五万支的材料款是要先备的。”尹老板说，“铝锭不赊。”

尹老板说完，带他们去看了后面一间小屋。

屋里摆着一个铁架子，架子上放着几十个废壳。有的边上裂了，有的氧化出来一片花斑，有的四个角歪着。屋子中间一个塑料筐，里面是铣废的料头。

“这都是别人定的模。”尹老板说，“定完模，卖不动，壳子退回来。”

“退回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尹老板说，“模具归我，壳归他。”

江远在那个架子前面站了一会儿。

“我先付一半。”他说。

“行规是先付七成。”

“一半。”江远说，“试模出来我看了，合格，再付另一半。”

尹老板没有马上答。他把手里那支笔转了两圈。

“江老板。”他说，“我讲句实话，你不要不爱听。”

“你讲。”

“你们这种小厂，做铝壳的，十个有九个死在模具上。”

“死在哪儿。”

“死在车床上，死在氧化槽里，最后死在钱上。”尹老板说，“模具这个东西，一开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你没有货卖，只有钱出去。”

“那第十个呢。”

“第十个，”尹老板说，“一般是大厂。”

“大厂不用我这种小厂来替。”

“对。”尹老板说，“所以我不劝你。”

最后签的是一半：二十一万。剩下的二十一万挂在“试模合格”四个字后面。

签完字，江远给厂里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陈小满。他把壳改成方块的事说了。

“没有弧，手握着会硌。”她说。

“硌手比假好。”

“四个角呢。”

“倒个小圆角。”

她那边停了一下。

“我回去画。”

“好。”

回厂的火车上，周维把童晓棠那句话又提了一遍。

“她说过，同一个壳，铝的比塑料的重一倍多。”周维说，“四颗电芯三百二十克，壳再加五十克。”

“重。”江远说。

“重。”

“重就重。”江远说，“重的东西拿在手里，不像空的。”

周维没有再说这个。他从口袋里把那张付款单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二十一万。”他说，“这是我们账上的一半。”

“我知道。”

“王海涛昨晚跟我说了一句话。”周维说，“他说，你要是做不成，这个厂就从头再来一次。”

“他是这个意思。”

“他不生气。”

“他不生气，才麻烦。”江远说。

火车到上海是第二天早上。江远在站台上把那两张单据拿出来看了一遍，一张是二十一万的付款单，一张是余款的约定。

他把两张纸折了三折，放进口袋。

到厂里是上午十点。王海涛在账本上记了一行：三月十九日，铝壳模具，先付二十一万。

写完他没有合本子，抬头看了江远一眼。

“试模是五月。”

“五月。”江远说。

“五月要是做不出来。”

“那就做不出来。”江远说，“这二十一万，就当买了张图。”

“又是图。”

“对。”江远说，“前面那张图是别人哪儿省钱，这张图，是这四块九省得对不对。”

王海涛把本子合上，用皮筋绑了两道。

那天晚上江远在车间里走了一圈。靠墙那张长桌上，还摆着从虬江路买回来的那二十支。

他拿起那支一百九十八的，翻过来看底下的数：一万二。

“五月。”他自己说了一句。

离五月还有两个月，账上少了二十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