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长安镇，做模具的一条街，招牌一块挨着一块。

周维带江远进的那家厂，门口摆着两台旧铣床，地上落了一层铝屑，踩上去打滑。老板姓尹，四十多岁，手上戴着一串珠子。

江远进门没有先问价。他从包里拿出一支机器，放在尹老板的桌上。

就是那支一百九十八的。外面那层皮撕了，里面是塑料壳。

“这个壳多少钱。”他问。

尹老板拿起来掂了掂，用指甲刮了一下边。

“三块四。”他说，“开模八千，一批五万个。”

“我要换成铝的。”

尹老板把机器放下，从抽屉里拿了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他画得快，两笔就画出一个方块的侧影。

“铝的。”他说，“你听我讲三样。”

“你说。”

“第一样，模具。”他在纸上画了个圈，“一体壳，一套拉伸模，一套冲切模，还要一套氧化挂具。一套下来，四十二万。”

“第二样。”

“第二样，一支的价。”他写了三个数，“材料两块六，加工，氧化一块四，良率损耗一块六。加起来，十一块四。”

“比塑料贵八块。”

“贵八块。”尹老板说，“这还是按五万支的价。你要做一万支，我加两块。”

“第三样呢。”

“良率。”尹老板说，“铝的壳，做一百个废八个。废的那八个，材料钱算在好的里面。”

江远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一会儿。

“你这个十一块四，是给谁报的。”

“给谁都这么报。”尹老板说。

“深圳那边有做铝壳的。”

“有。”尹老板说，“他们做手机壳。手机壳一个能卖八块十块，他们不接你的单。”

“那你接。”

“我接。”尹老板说，“你给的钱我做得出来。”

那天中午江远在厂门口给王海涛打了个电话。

他先说的是模具。

“四十二万。”

那边停了三秒。

“你再说一遍。”

“四十二万。”江远说，“一套模。”

“我们账上还剩四十万零几千。”王海涛说，“这套模一签，下个月的工资从哪儿出。”

“从游戏那边。”

“从游戏那边。”王海涛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去年游戏养这个厂，今年游戏还养这个厂。”

“上半年就剩这一个月。”

“我不是说钱。”王海涛说，“我是说，四十二万砸下去，出来的是一个壳。你还没定价，我先把家底押上。”

“我刚说了，壳贵八块。”

“我们万能充一个才赚三块二。”

“那是万能充。”江远说，“我现在算的是另一件事。你拿笔。”

王海涛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一支塑料壳的移动电源，成本十八块，出厂二十九。”江远说，“一支铝壳的，成本二十六，出厂五十九。”

“一台多赚九块。”

“一台多赚多少是小事。”江远说，“你把这两个数乘一下。”

“乘什么。”

“二十万台。”江远说，“塑料壳那台，一台赚十一，二十万台是二百二十万。铝壳那台，一台赚三十三，二十万台是六百六十万。”

“多四百万。”

“四百万。”江远说，“你花四十二万，换四百万。”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声音。

“四十二万。”王海涛的声音低了一些，“我们那个万能充的壳，四万二开一套模。你这一套，是它的十倍。”

“不是一个东西。”

“我知道不是一个东西。”王海涛说，“四万二那次，你七天就赚回来了。四十二万，你要多久。”

“按二十万台算，一台多赚的钱，半年。”

“半年。”王海涛说，“这半年里，这个壳一分钱不进。”

“还有一样。”江远说。

“什么。”

“商超。”

“什么商超。”

“塑料壳这种东西进不了商超。”江远说，“一个摸上去像玩具的东西，柜台不让它上架子。铝壳能上。上架子以后，一台就不是卖给一个人，是卖给一整个县。”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

“我不知道。”江远说，“但我知道不进商超，我们一辈子就是义乌那格柜台上的东西。”

电话挂了。

下午江远又回了一趟厂门口那家饭馆。他让尹老板把那张报价单摊开，一笔一笔拆。

十一块四里，材料三块四，氧化一块八，损耗两块二，这几样是死的。剩下的四块，写的是“加工”。

“这五块八是怎么来的。”江远问。

“铣。”尹老板说，“一块铝，六面都要铣。”

“能不能不铣。”

“不铣就是挤压。”尹老板说，“挤压出来的料是直的一条，断面是现成的，你只要冲切、钻孔、去毛刺。加工从四块掉到九毛。”

“那为什么不用挤压。”

“因为你那个壳是弧的。”尹老板说，“弧面做不了挤压。你要省这三块一，就把壳做成一个方块，四个角倒个小圆角。”

江远拿起笔，在那张纸上把圆弧的侧影改成了直线。他画了三下。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