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最后一天，福全的大军出现在了遵义北面的山岭上。

马宝站在城头，用吴世璠给他的那支望远镜向北望去。镜头里，黑压压的队列从大娄山的褶皱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像一条灰色的巨蟒，沿着蜿蜒的驿道向南蠕动。前锋是步兵，扛着旗帜和火枪，后面跟着骑兵，马蹄踩在碎石路上扬起一片尘土。再后面是辎重队，粮车一辆接一辆，一眼望不到头。队列的最前方，一面巨大的镶黄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旗下是一员骑着白马的大将，中等身材，微胖，穿着明黄色的铠甲，头盔上的红缨在风中飘动。

福全。这是马宝从没见过的人，但他一眼就认出了那面旗帜——那是裕亲王福全的帅旗。

马宝放下望远镜，目光越过清军的队列，投向更远的北面。大娄山的轮廓在天边绵延如一道巨大的屏风，主峰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山脊如锯齿般参差，云雾缠绕在半山腰，把山顶和山脚切成了两个世界。清军正是从那些云雾翻涌的山坳里钻出来的——他们翻过了大娄山，走过了娄山关，沿着川黔驿道一路南下，用了整整五天，才从桐梓走到遵义城北。

桐梓到遵义，不过一百四十里路，在大娄山以北的平地上骑兵一日可到。但大娄山不是平地。那条从桐梓南下的驿道，必须经过娄山关——一个被古人称为“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险隘。关口两侧是陡峭的绝壁，东侧悬岩如削，西侧山岭横亘，两峰之间只夹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最窄处仅容两马并行。大军过此关，前队已经到了关南，后队还在关北的山沟里，队伍被拉成了一条几十里长的细线，辎重车在盘山道上缓缓蠕动，一天走不了三十里。

遵义城坐落在湘江河西岸。

湘江是乌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遵义城西北数十里外的山间，两条源流在城北官塘汇合后折向东南，贴着遵义的东城墙蜿蜒而过，然后折向东流，最终汇入乌江。河面宽约二十余丈，水流湍急，正值夏季汛期，河水浑浊发黄，翻滚着从城东北方向奔涌而来，绕着城东划出一道弧线，又在城南折而向东。

城东是湘江，城西是连绵的山岭——金鼎山、大龙山、老鸦山，一座接一座，山脊如龙脊般起伏，山势陡峭，灌木丛生，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可通。城南是一片开阔的河谷盆地，但那里被湘江隔开了，清军要从南面攻城，必须先蹚过湘江。城北是唯一适合大军展开的方向——那里地势相对平坦，是一片由湘江冲积而成的河谷坝子，宽约数里，四面被低山丘陵环抱，像一只微凹的浅碗。福全的两万大军就驻扎在这只“碗”的北沿，从北向南俯视着遵义城。

马宝在城头用望远镜看了很久，把清军的阵型、兵力分布、辎重位置一一记在心里。福全的营寨扎得很规矩——大营居中，两翼各设一哨，营外挖了壕沟、立了栅栏，四角设了望楼。营寨的选址也很讲究，背靠一座小山丘，左右有丘陵护卫，正面是一片开阔地，既便于展开兵力，又不易被偷袭。

“是个老手。”马宝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副将说，“不是蔡毓荣那种毛毛躁躁的打法。”

“将军，”副将问，“我们怎么办？”

“守。”马宝说，“陛下说了，只要守住城，拖住福全，就是大功一件。他攻他的，我们守我们的。他粮多，我们墙厚。看谁先撑不住。”

福全在城北五里处扎下大营后，没有急着攻城。

他先派斥候侦察了遵义周围的地形。斥候沿着湘江两岸搜索了整整一天，带回的情报让他面色凝重——城东是湘江，河宽水深，不能涉渡；城西是山地，陡峭难行，大部队无法展开；城南被湘江隔开，同样无法进攻。只有北面，那片开阔的坝子，是他唯一的选择。

但城北的坝子也不是坦途。遵义城的北城墙外，是一片起伏的丘陵，矮的不过十几丈，高的有几十丈，丘陵之间夹着几条深沟，沟底有溪水流过，流入湘江。这些丘陵虽然不高，但足以遮挡视线，影响炮兵的瞄准。

更让福全头疼的是，他发现遵义的北城墙并不是一条直线——城墙依着地势而建，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忽高忽低，忽凸忽凹。这种不规则的城墙比笔直的城墙更难攻打，因为进攻方的火炮很难集中火力轰击同一段城墙，而守军却可以利用城墙的凸出部分从侧翼射击攻城的敌军。

“这座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福全对身边的将领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他看过情报，知道遵义的城墙建于南宋，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代代修缮加固，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城墙周长近三里，高约一丈四五，外砌青石，内夯黄土，墙顶宽可并行两马。城墙上设有垛口两千多个，四座城门各建有城楼。

“王爷，”一员满洲将领抱拳道，“末将愿率八旗精兵，从北面强攻。一日之内，必破此城。”

福全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员将领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低下头，不敢再言。

福全转过身，望着远处的遵义城。他的目光很平静，看不出喜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劣势是不熟悉地形，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山地作战。他的蒙古骑兵在草原上可以日行百里，但到了贵州的山路上，连马都站不稳——大娄山以北是四川盆地边缘的丘陵地带，地势虽不平坦，但好歹还有路可走；可一过娄山关，进入遵义境内，迎面就是海拔一千米上下的云贵高原，山高谷深，道路崎岖，蒙古马在北方草原上奔跑惯了，到了这种地方，腿软蹄滑，三天摔死了十几匹。昨天傍晚，一匹蒙古马在城北的泥坡上滑倒，把骑手压断了腿。那骑手躺在地上嚎叫，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听得他心烦意乱。

他不能急。急了就会犯错。犯错就会输。他输不起。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他是裕亲王，是康熙的兄长。他输了，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脸，是大清的脸。

“传令，”福全说，“全军休整三日。三日后，再议攻城。”

三日后的清晨，清军开始攻城。

福全没有像蔡毓荣那样一上来就投入全部兵力。他用小股部队试探城防，每次只派几百人，攻一阵就撤，撤完了再换一批。他想摸清遵义的守军部署——哪里是主力，哪里是薄弱点，哪里有火炮，哪里有伏兵。他的斥候在城北的丘陵间爬上爬下，用望远镜观察城头的动静，把每一个垛口、每一面旗帜、每一门火炮的位置都记下来。

马宝在城头看到了清军的试探，知道福全的意图。他命令城头的火枪手不要轻易开枪，等清军靠近了再打。燧发枪的射程比火绳枪远，但马宝故意让士兵们在更近的距离才开火，制造一种“守军火器不足”的假象。

福全上当了。他以为遵义的守军弹药紧张，不敢轻易浪费。他下令加大进攻力度，一次投入一千人。

一千名清军扛着云梯，推着壕桥，呐喊着冲向城墙。他们从城北的坝子上冲锋，越过几道浅浅的冲沟，跨过一条从丘陵间流下来的小溪，踏进了城墙外的开阔地。

马宝等他们冲到五十步以内，才下令开火。

城头的燧发枪齐射，弹丸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清军士兵像割麦子一样倒下。与此同时，城东湘江对岸的一处山头上，突然冒出了几百名周军——那是马宝提前埋伏在那里的一支奇兵，占据着湘江东岸的制高点，用火枪从侧翼射击清军的队列。那个山头叫“凤凰山”，海拔一千余米，山势陡峭，林木茂密，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城北战场。马宝在山顶架了两门小炮，居高临下轰击清军的侧翼。

清军猝不及防，腹背受敌。城北的冲锋队被城头的火力正面压制，右翼又被湘江东岸的伏兵交叉射击，队形大乱。士兵们丢下云梯和壕桥，扭头就跑。福全派了督战队在后面砍了几个逃兵的头，才勉强稳住了阵脚。但第一批冲锋已经被打退了，城下留下了两百多具尸体。

福全站在远处的高坡上，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面色微微一变。

“周军在湘江东岸有伏兵。”他对身边的将领说，语气依然平静，但声音里多了一丝凝重，“至少五百人，还有火炮。他们的火枪射速很快，不是鸟铳，是自来火。”

自来火，就是燧发枪。福全在北方见过这种枪，但数量很少，只有少数将领的亲兵才装备。他没有想到，在贵州这个穷山沟里，吴世璠竟然有几百支这样的枪。

“传令，暂停攻城。”福全说，“派人渡过湘江，把东岸山头上的周军清理掉。”

湘江东岸的山头叫凤凰山，是遵义城东的一处天然屏障。

凤凰山海拔一千余米，是大娄山的余脉，山体由砂岩和石灰岩构成，坡陡谷深，植被茂密。山上有大小山头二十多座，连绵起伏，像一只展翅的凤凰俯瞰着遵义城。山脚下就是湘江，江水从山崖下流过，冲刷出一道深深的河谷。从河面到山顶，高差至少四百米，山坡上全是密不透风的灌木和乔木，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上山。

马宝在山顶驻了五百人，架了两门小炮，居高临下威胁清军的侧翼。清军的营寨在城北的坝子上，凤凰山正在他们的右翼，山顶的火炮虽然打不到清军大营，但可以覆盖攻城的队列。

福全派了一千人去攻凤凰山。

清军从山脚下往上爬。凤凰山的山坡实在太陡了，很多地方坡度超过六十度，几乎直立。清军士兵手脚并用，抓着灌木的枝条往上攀，爬几步滑一步。山上根本没有路，所谓的小道不过是猎人和樵夫踩出来的痕迹，雨后泥泞湿滑，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踝。他们好容易爬到了半山腰，山顶上的周军推下滚木，把爬在最前面的几十个清军砸了下去。滚木在山坡上弹跳着往下滚，撞倒了一大片。有人从山上滚下去，摔在下面的岩石上，脑浆迸裂；有人被滚木砸断了腿，躺在山坡上嚎叫；有人失足踩空，惨叫着坠入山下的湘江，被湍急的河水卷走。

清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第二次，清军学乖了，不再从正面硬爬，而是分成几股，沿着山脊的棱线分散进攻。但凤凰山太大了，山脊纵横交错，兵力一分散，每一股只有几十个人。山顶上的周军用燧发枪居高临下射击，一枪一个，把爬山的清军当靶子打。

清军在凤凰山下死了一百多人，连山顶的边都没摸到。

福全在远处看着这一幕，脸色终于沉了下来。他没想到，一座山，竟然比一座城还难打。

“王爷，”一员满洲将领凑过来，“末将有一计。凤凰山虽然险要，但山上没有水源。周军在山顶扎营，时间长了，没有水喝，自己就会退。”

福全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围山。”他说，“围三天。三天之后，山上的周军不退，就渴死在上面。”

马宝在城头看到了清军的动向。他们没有再攻凤凰山，而是在山下扎了营，把山围了起来。清军没有试图登山，只是封锁了下山的道路，等着山上的守军自己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