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结束后的第五天，贵阳城外的尸体还没有清理干净。

城东的缓坡上，大片大片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黑褐色，深深渗进了黄土里，像一块块巨大的污渍，怎么刮都刮不干净。民夫们用铁锹把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牛车，每辆车装十来具，然后运到城东五里外的一处山谷里掩埋。清军的尸体和守军的尸体是分开埋的——清军的埋在西坡，守军的埋在东坡，中间隔了一道浅浅的冲沟。

但尸体太多了。

清军在六天攻城战中遗弃的尸体超过五千具，加上守军的一千五百余具，总共将近七千具尸体。五月的气温已经很高，太阳一晒，尸体迅速膨胀、变色、腐烂，恶臭弥漫在整座城池的上空，连城北的黔灵山上都能闻到。民夫们用布条蒙住口鼻，布条上洒了烧酒，但仍然挡不住那股气味。有人干呕了好几次，吐完了继续干活。

“快点！”柯三畏站在城头，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捂着口鼻，声音闷闷的，“太阳下山之前，把东面这片的尸体都清走！留到明天，苍蝇能把人吃了！”

他的左臂还吊着绷带，伤口已经结了痂，但时不时还会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军医说那是脓，得把伤口重新切开清理。柯三畏说等尸体清完了再说。

城下的民夫们加快了速度。铁锹铲起被血浸透的泥土，泥土又沉又粘，每一锹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有人挖出了一条被血泡透的胳膊，胳膊上还连着半截袖子，袖子的颜色已经分不清是灰还是红了。他把胳膊扔上车，在裤子上蹭了蹭手，继续挖。

牛车一辆接一辆地往城外走，车轮碾过被血浸软的泥土，留下深深的车辙。车上的尸体叠在一起，四肢僵硬地伸向各个方向，像一堆杂乱无章的柴火。有的尸体穿着清军的号衣，灰蓝色的布面上满是弹孔和刀痕；有的尸体只穿着衬衣，铠甲和兵器早就被扒走了；有的尸体赤着脚，脚底板磨得血肉模糊——那是从战场上爬下来的伤兵，爬着爬着就死了。

山谷里的坟坑已经挖了三个，每个都有两丈深、三丈宽，像三张巨大的嘴，等着把尸体吞进去。民夫们把尸体一具一具地码进坑里，码一层，撒一层石灰，再码一层。石灰是防臭的，但效果有限。码到第四层的时候，坑底的尸体已经开始渗水了——一种黄褐色的、粘稠的液体，从尸堆的最深处慢慢渗出来，汇成一小洼，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负责掩埋的民夫头目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罗，贵阳本地人，打过仗，埋过尸，什么场面都见过。但这一次，他也受不了了。他蹲在坑边，摘下面罩，大口大口地喘气，脸色白得像纸。

“这他娘的，”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声音发颤，“老子埋了一辈子人，没见过这么多的。”

城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南明河边，几棵老柳树被炮弹拦腰炸断，树干倒在水里，枝叶泡得发黑。河堤上到处都是弹坑，大的能蹲进去一个人，小的也有脸盆大。有一段河堤被炸塌了十几丈，河水从缺口处漫出来，淹了河边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的青菜被泡烂了，散发着酸臭味。

城里的房子塌了不少。清军的炮火持续了六天，至少有两百多发炮弹落进了城中，砸塌了七十多间民房，烧毁了三十多间。瓦片、木梁、碎砖散落了一地，有的巷子被废墟堵死了，得绕好大一个圈才能过去。一些居民在废墟里扒拉，看能不能找到还能用的东西——一块门板、半袋米、一口没砸坏的锅。有人找到了，有人什么都没找到，蹲在废墟边上哭。

城中的水井也被污染了。好几口井里掉进了炮弹，井壁塌了，井水浑浊不堪。有人在井边淘水，淘出来的水是黄褐色的，带着一股土腥味。军医说这种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但城中缺水，不喝又能怎么办？

城中的粮店关门了大半。剩下的几家，粮价涨了五倍不止。一石米要卖到二两银子，一斗面要三百文钱。普通人家吃不起，只能买些杂粮、野菜充饥。有人在城门口摆摊卖树皮——榆树皮，晒干了磨成粉，掺在杂粮里煮粥，能多撑几顿。

伤兵营设在城北的一处寺庙里。

说是寺庙，其实早就没有香火了。大殿里的佛像被搬到了偏殿，正殿里铺满了稻草，稻草上躺着伤兵。一百多个人，挤得满满当当，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药味、汗味、屎尿味，混在一起，浓烈得像一堵墙。

军医一共只有四个，加上十几个学徒，人手严重不足。重伤的优先处理，轻伤的排在后头。有人在担架上等了整整一天，伤口上的血已经干了，和衣服粘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

一个年轻的士兵躺在角落里，左腿从膝盖以下没了。骨头被炮弹炸断，筋肉连着皮，军医用锯子把剩下的骨头锯平，然后用烧红的烙铁烫伤口止血。士兵疼得昏了过去，烙铁烫在肉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烤肉的声音。旁边一个老兵看着这一幕，脸色发白，转过头去干呕。

另一个士兵的腹部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口子，肠子露了出来。军医把肠子塞回去，用针线缝合伤口。士兵疼得咬碎了一颗牙，满嘴是血，但一声没吭。缝合完之后，军医摇了摇头，对身边的学徒说：“伤口太深，里面可能已经感染了。看他的造化吧。”

学徒问：“什么叫造化？”

军医没有回答，转身去处理下一个伤兵。

到了第五天，伤兵营里已经有四十多个人死了。尸体被抬出去，埋在城北的空地上。活着的人看着同伴被抬走，面无表情。他们已经麻木了。

城头的防御工事在抓紧修复。

东面被轰塌的那段城墙，缺口有五丈宽，砖石和夯土堆成了一个斜坡。民夫们正在清理废墟，把还能用的砖块挑出来，堆在一旁。新的夯土从城外运来，一筐一筐地倒进缺口里，用石夯一层一层地砸实。石夯很重，四个人抬一根杠子，喊着号子往下砸。“嘿——哟！”砸下去，抬起来，再砸下去。黄土在石夯的重压下慢慢变得紧实，发出沉闷的声响。

负责这段城墙修复的是一员老将，姓陈，名魁，五十多岁，原本是吴三桂手下的工兵营管带，修了一辈子的城墙和营垒。他蹲在缺口旁边，用手扒拉着废墟，皱着眉头。

“这砖不行。”他从废墟里捡起一块碎砖，在手里掂了掂，“烧得不够火候，一炮就碎。得从安顺那边调好砖来。”

“陈将军，”一个民夫头目跑过来，“安顺离这儿二百多里，调砖来要半个月。陛下说半个月之内要修好。”

“半个月？”陈魁把碎砖往地上一扔，“半个月用这种烂砖修，修好了也是一炮的事。你去跟陛下说，要快就用石头，城北的山上有的是石头。采石比烧砖快，五天就能采够。”

民夫头目去找吴世璠汇报了。陈魁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看着那段缺口，叹了口气。他修了一辈子的城墙，从辽东修到云南，从云南修到湖南，从没见过这样的仗——六天六夜，四万清军攻城，城墙被轰了上千炮，居然没有全线崩塌。这不是砖石的质量好，是那个少年天子在战前做的加固起了作用。城墙内侧加了斜撑木桩，外侧加了护坡夯土，炮火打上来，能量被层层分散，才没有整体垮掉。

但这种加固方式，他从没见过。他想不通，一个十七岁的娃娃，怎么会懂这些东西。

城中开始有人陆续回来了。

战前，不少人逃到城外山里的亲戚家避难，有去黔灵山的，有去东山里的，有顺着南明河往下游跑的。清军一退，消息传开，避难的人开始往回走。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挑着担子，有的牵着孩子，一脸疲惫地进了城。

城门口，守军设了岗哨，盘查每一个进城的人。不是怕清军的奸细——蔡毓荣退得仓促，根本来不及安插奸细——是要登记人口，防止有人冒充难民混进来。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牵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挑着一担行李进了城。她的脸上有泪痕，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守军拦住她，问她从哪来。

“从东山来的。”妇人说，“我家住在城南，炮打过来，房子塌了。我带着孩子跑出去躲了几天。现在回来了，不知道家里还剩下什么。”

守军放她进去了。她牵着小男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满是碎石和瓦砾的街上，找自己的家。找到的时候，她愣住了——房子只剩下一面墙还站着，其余的全塌了。她站在那面墙前，站了很久，最后蹲下来，抱着小男孩哭。

这样的事情，在城中发生了很多次。

吴世璠是在第六天上午去查看城防修复进度的。

他没有去伤兵营，也没有去安抚百姓。不是不想，是没时间。城防修复、弹药补充、粮草调度、兵力调整，每一件事都需要他拍板。他从清晨忙到深夜，连吃饭都是站在案前，一边看文书一边往嘴里塞干粮。

他先去了东面城墙的缺口。陈魁正指挥民夫们夯土，号子声震天响。吴世璠蹲在缺口旁边，抓起一把刚夯实的土，捏了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