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匣中的死亡文书，被放在验案司议事厅中央。

郭苓没有立刻碰它。

文书上的名字是崔长庚，谢家外院那名三年前“病故”的老账房；可民籍祠黑石页上留下的笔迹，以及谢景行从旧账中辨出的书写习惯，都指向同一个人。

宋先生展开三份不同来源的旧档。

一份是谢家外院的病亡簿，一份是礼部旧库调出的死亡记录，还有一份，则是郭苓前世那张“病故”文书的誊本。

“先验纸。”郭苓道。

宋先生取下文书一角极细的纸屑，浸入药水中。纸色渐深，纤维纹路却慢慢显露出来。

“纸张出自礼部旧库。”他道，“是十年前封存的一批空白死亡文书纸。”

谢景行皱眉。

“十年前的纸，三年前的死亡记录？”

“不止如此。”宋先生又将文书移到灯下，“墨迹未过半年。有人取出旧纸，近期重新填写，再以三年前的日期入册。”

陆衡神色微变。

“也就是说，崔长庚三年前病故一事，可能根本没有正式入档？”

“至少这份文书不是当年写的。”郭苓道。

她看向文书末尾。

那枚残缺私印压在落款处，印纹边缘一道斜裂，与她前世“病故”文书上的印记完全相同。

同一枚印。

同一类死亡文书。

有人先在前世替她写下死亡，再在今生用一个早已死去的名字，向她送来警告。

“调谢家外院病亡簿、崔长庚的墓地记录，还有当年负责验尸、入殓、下葬的所有人。”郭苓道。

“另查崔长庚是否还有其他名字。”

谢景行抬眸。

“你怀疑他并非崔长庚？”

“一个能替人改写姓名的人，不会只准备一个身份。”郭苓道，“民籍祠黑石页只写守名人，不留真名。崔长庚也许只是他最后使用的一张脸。”

——

午后，第一批记录被送到验案司。

崔长庚病故于三年前初冬，谢家外院为其置办薄棺，葬于城南旧墓园。病亡簿记得很全，连他病中用过几副药、谁守在榻前都写得清清楚楚。

可越是齐全，越显得不对。

“一个外院账房病故，何至于连药方都留了三份？”宋先生翻着簿子，“而且这两名见证人，一人半年前离京失踪，另一人已死于火灾。”

陆衡带人找来当年抬棺的脚夫。

老脚夫早已年迈，起初只记得谢家给的钱很足。直到看见崔长庚的画像，他才猛地想起一件事。

“那口棺很轻。”老人说。

“轻？”

“抬起来像是里面没放人。”老人不安地搓着手，“可那时谢家管事说，崔先生久病消瘦，又怕染了病气，不许我们开棺。我等只负责送到墓园，入土时也有谢家自己的人守着。”

谢景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负责入土的是谁？”

老人想了许久，才道：“一个姓谢的年轻账房，旁人都唤他砚生。”

宋先生翻开谢家旧档，终于在一册外院名簿的边页找到一行小字。

谢砚生，原籍不详，入谢府二十七年，精于账目、誊录与验印。

三年前，随崔长庚病亡后离府。

“崔长庚是死名。”宋先生道，“谢砚生才是他在谢家真正使用过的名字。”

谢景行盯着那行记录，半晌才开口。

“父亲临终前，曾提过一句，说谢砚生死得蹊跷，让我不要追查。”

“当时我以为，他是怕我被谢家旧事牵连。”

“如今看来，他早知道谢砚生没有死。”

郭苓没有追问谢父还知道什么。

此刻最重要的，是确认棺中究竟有没有尸骨。

“开棺。”她道。

——

城南墓园，阴云低垂。

崔长庚的墓碑立在最偏僻的一角，碑文已被风雨蚀得发白。谢景行站在墓前，手中握着验案司的开棺文书，许久未动。

这座墓由谢家立下。

谢砚生在谢家做了二十余年账房，替谢家记过数不清的银钱、田产与人情往来。如今却连他到底死没死，都要靠一口棺来证明。

“开始吧。”谢景行道。

棺木被一点点启开。

腐旧木板散出潮湿的霉味，众人屏息望去。

棺中没有尸骨。

只有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账房衣袍，几块压棺石，以及一本封皮残破的账册。

陆衡低声骂了一句。

谢景行站在原地，指节绷得发白。

郭苓却先看向宋先生。

“记录。”

宋先生立即提笔，将开棺时辰、在场之人、棺内物件逐项写下。两名三司书吏则将衣袍、压棺石与账册分别封入证物袋。

账册只剩不到十页。

前面的内容大多被人撕去，残页上却反复出现三个词。

生名。

死名。

归名。

每一页都记着不同人的变更。

有人先被写作病故，再以远亲身份入京；有人原本无籍，后被冠上一名死者的户帖；还有人已经拥有真实姓名，却因知晓太多，被重新登记为“待归”。